位于汉江中上游的陕西与湖北交界处，安康旬阳境内的蜀河古镇，自古以来都是陕南进出口岸的交通咽喉要道和物资集散地，秦头楚尾的地理位置尤显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襄渝铁路和公路修建以前，水上交通航运始终是陕南物资进出的首选，汉江也被冠之以航运“黄金水道”，蜀河古镇因而被誉为“小汉口”。在历史上蜀河古镇因水而兴，伴随而来的船工自助组织——船帮也在此烙下深深地历史印痕。明清时期最著名的江汉八大船帮均在此设立会馆，如今的黄州馆、杨泗庙古建筑遗址就是八大会馆的翘楚，其建筑规模和豪华程度足见当时的兴盛繁荣。
蜀河古镇昔日的鼎盛也同时源于蜀河古渡，古渡遗址在今蜀河镇南街头，前临汉江后靠绝崖，上邻汉江金子沟（漫湾）船帮码头，下接蜀河与汉江的交汇口。据资料显示，早在二千五百年前，汉江旬阳境内的蜀河就有了渡口。明清两朝为蜀河船舶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当时生产力落后的限制，舟楫之便为生产、生活和沿江民众出行的主要工具。蜀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北可沿汉江支流蜀河小河越秦岭进山，直入关中西安，西可经安康汉中而入重庆四川，东行水路直达武汉，进入鄂豫皖和湖广一带，成为陕南进出货物的重要集散地，自古以来，商贸云集，五方杂处，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小汉口”蜀河古镇的兴盛。
在没有铁路、公路之前，交通运输主要依靠汉江黄金水道的船运。据当地老船工回忆，蜀河古渡的船只在平时多达百余艘，从古镇汉江码头一直延伸到上游1.5公里的金子沟一带(现汉江蜀河电站处)， 可谓千帆林立，百舸争流，十分的壮观。最为著名的船只有大摆江、大楸子船，吨位达到60余吨，小船系列的有老鸦船、小划子等。这些船只主要是货船，专门为旅居蜀河的客商往来运送货物。
蜀河船运业的兴盛诞生了船帮，船帮是由船主们自发组建起来的民间协会组织，主要是协调船帮内外关系，处理船帮公共事务，维护船运正常秩序和船员正当利益。
那时，船帮从蜀河至武汉往返一次需要半年多的时间。每年桃花水(春季桃花盛开汉江第一次潮水)时就是出船日。每次出船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场面颇为壮观。
在出船的头一天晚上，船主要把船工召集起来，设宴款待，交代相关事项，征求大家意见，化解各种矛盾，解除船工的后顾之忧，一旦上船必须精诚团结，和衷共事。
船队出发叫开头，开头时第一要燃放礼炮，就像现在的礼炮迎送；第二要烧香磕头，拜敬水神；第三要杀鸡见红出船吉利，就是选一只大红公鸡在船头宰杀，将鸡血洒向江面，预示着吉利。据当地老者讲，船工是高风险行业，日常作业非常辛苦，触礁打船、遇浪翻船、累死淹死的事情时有发生，举行这样的仪式，也寄托了人们对船工的祝福。
蜀河船帮和船运业的兴起标志着蜀河商贸流通的繁荣昌盛。由于蜀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吸引外地客商大量涌入蜀河，其中最多的是湖北、关中、河南、四川等地客商，尤以湖北、河南客商居多。 明清时期，陕南汉江沿岸以汉江黄金水道作为当时唯一的交通大动脉，汉江水运促成了蜀河船业运输的兴盛，随着船业运输的兴盛，船主们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了帮会组织。船帮组织由四种形式构成，一种是船主有船但不驾船，船主只当船老板，专门搞船舶上的业务和外交活动，随船而行，这类船舶吨位较大，一般在20吨以上，装货比较单一，专门给大商号包载包运，俗称“包载子”，航运的线路一般都比较远，如老河口、丹江、汉口，另一种是船主有船，自己也从事驾船，这类船舶的吨位比较小，大都在10吨以下，由于受经济条件因素的制约，雇佣的船工较少，货运不单一，拉运的货物比较杂，俗称“揽载子”，航运的里程短，专门从事蜀河至白河、旬阳、安康境内的短途运输；第三种是有驾船航运技术，但自己没有船，又称“卖舵把儿”的，这类人技术高，是专门以驾船为生，为船主驾船送货，大都属于驾长，跑长途的船长下一次武汉，船主会提前把定钱讲好，先预付一部分费用，待船舶回蜀河后再一次性付清；还有一种是一般船工，下水摇橹荡桨，上水拉纤上滩，稍有一些技术，但在船上仍然以卖苦力为主。这种卖苦力的船工被世人称为“三子”，上滩拉船出力像“舅子”，在捡纤担路上攀登纤路像“猴子”，船到码头后，洗了澡，换了衣服，摇着扇子坐茶馆进酒肆像“公子”。
随着船业的发展，蜀河船帮队伍不断扩大，他们不仅为蜀河商贸流通做出贡献，更促使蜀河商贸发展日趋繁荣昌盛，在船帮的带动和影响下，使处于地理位置优越的蜀河古镇一时间商贸云集，百业兴起，成为陕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船帮们还自筹资金建起了自己的会馆“杨泗庙”，蜀河古镇也被喻为“小汉口”。
船帮在蜀河是一个比较大的帮会，以“杨泗庙”为活动点，据考证“杨泗庙”修建于清康乾时期，系船帮自筹款项修建，“杨泗庙”有四种用途，一是祭祀，拜敬船帮祖师爷杨泗，祈求平安，一帆风顺；二是船帮娱乐活动场所。逢年节，“六月六”杨泗爷庙会，平常来自省内外的戏班子、剧团，诸如川剧、豫剧、汉剧、秦腔等剧种在这里经常轮流演出，热闹非凡；三是船帮开会、议事场所，研究船帮的内外事务，航规航纪，公共事务，维护船工的合法利益；四是由于“杨泗庙”所坐落的地理位置优越险峻，在人们心目中它具有镇水消灾作用。当地有个传说，汉江洪水再大，“杨泗庙”老爷永远不会洗脚，说明再大的洪水也不会涨到“杨泗庙”大门去，另有蜀河古水文石刻水位记录，第一处是弘治水文石刻，仅“弘治十一年”（1498）五字单行竖书，字框高26厘米，宽6厘米，若以中线为准，比1983年8月1日高48厘米，是迄今安康境内所见最早的汉江洪峰水位记录；第二处是万历水文石刻，有十七字，“万历十一年至止高三尺，四月二十三日”，字框高51厘米，宽22厘米，亦天明显标志，但“高三尺”中表明了实际水位，按明尺每尺合今31.3厘米依“万” 字往上高三尺，可以推知万历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1583年6月12日）比1983年8月1日最高水位高218.9厘米，这两个水文石刻是汉江安康境内最高水位记载，同时也是最早汉江查水文石刻。
因此，早在清朝康乾时期修建杨泗庙时，在大门上就有一副门联，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祈求汉江航运平安的愿望，联曰：福德庇洵州，看庙宇巍峨，云飞雨卷岿屹立，威临昭汉水，喜梯航顺利，浪静波平任遨游。
水运的兴起，船帮的发展带来了清朝中后期至民初时期蜀河商贸的繁荣与昌盛，陕西南部水系众多，特别是蜀河，自古以来内河运输便极为普遍，又加之蜀河特有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交通条件，往西溯江而上，可达兴汉转至四川，顺江而下，往东可达襄汉转到湖广，北通过骡马古道把船帮运来的南货由骡马帮转运至西安。明末清初，蜀河商品经济日趋发展，湖广移民大量迁入，汉江黄金水道进入鼎盛时期，四方客商纷纷在此定居经商，建商号，开当铺，设钱庄，建会馆。一时间商贸云集，店铺林立，八方来客，生意兴隆，使蜀河成为陕南有名的物资集散地。
嘉庆年间，曾任洵阳知县的严如煜（1822年）后任汉中知府，所编《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称蜀河“商贸云集……为汉江小都会”。
船工互助最明显的作用是险滩拉纤和渡险，在蜀河境内就有一个红龙险滩，经常是四艘船舶同时结队航行，逆流上滩时，四艘船的船工统一集合到一起，在滩上一艘一艘的往上拉船。纤夫喊着上滩的汉江号子，这类汉江号子有节拍、有节奏，声音洪亮，有词调，以音助力，促成了特有的船帮文化，同时也丰富了汉江文化。每次船舶上滩时，在距红龙滩上游的古镇码头上不约而同的集合了上百人在此观看助威，这里边有的是迎接船上的亲人，有字号铺的老板，伙计，有当地居民，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非常热闹，成为码头上的一大景观。
蜀河文史爱好陈明一老人感慨的说：在过去，历史上没有铁路、公路的情况下，汉江是唯一的交通黄金水道，没有汉江的黄金水道，就没有蜀河的船帮，没有船帮的兴起和发展，就没有蜀河当时商贸的繁荣和昌盛，也没有后来的“八大号”，“四大帮”昌盛景象，可以说蜀河船帮是蜀河商贸繁荣的主轴载体。
蜀河古镇和汉江船帮反映了先民们在开发汉江过程中的一段历史缩影，是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的珍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