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鼓即“围鼓子戏”，又称“坐堂戏”。表演者少则四五人，多则上十人，既是演员又是乐手，一人一角或一人多角。演唱时不化妆，也无表演动作，全凭唱腔、道白表现戏曲故事；采用民间小调或地方戏曲的音乐。多受聘于民间红白喜事，亦有逢节日临时定点演唱者。新中国成立后，围鼓演唱活动继续流行，且注人新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姚度山、李健军等创作的《按小华》，《献图》等，便是具有全新内容的围鼓戏。1976年，孙文辉、杨运镇等在围鼓基础上创作花鼓坐唱《硪歌嘹亮》，演唱者加进表情动作，唱演兼有，场面热闹。不久成为赫山区一个新的地方曲种。

　旧社会，喜爱这一文艺活动的人上自军阀官僚、文人雅士、下至车夫力行、文盲商贾，各界都有。解放前的四川军阀范绍增、王瓒绪、杨森等乱世枭雄，都爱附庸风雅，以能哼得几句川剧而自诩为“儒将”，有一次范绍增捉到一群土匪，责令通通枪毙，一匪首临刑前吼了两声“恨只恨自家太糊涂，枉却了一颗好头颅”的川剧，范绍增一听大喜，不仅将匪徒们全部赦免，还将那“好头颅”擢升为连长，简直荒唐透顶！ 　　文人的爱好者更是比比皆是：赵熙、包弼臣、郭沫若、张大干等，都是此中痴迷；赵熙还亲自编写剧本，他写的《情探》字词典雅，音谐调正，令人百唱不衰，艺人们奉为川剧范本；郭沫若则是“十处打锣九处有”，一见到围鼓场合便“技”痒难忍，坐下就唱，他嗓子尖细，专唱旦角，那圆润柔酣的婉转音喉，要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听的人还会真地以为是位二八佳丽呢。 　　解放后，围鼓爱好者有增无减，处于巴蜀腹地的资中县城历来文风鼎盛、爱好者们自发性地组织了一个“围鼓委员会”。参加的人员有船工、搬运、商人、教师、手艺人……通称“委员”。这些人很讲义气，相互间只要一见到就要热情地打招呼：“×委员，喝茶！”随之而起的便是此起彼伏的“×委员的茶钱我开了！”争相把钱递向堂倌。他们还经常聚餐，不管那个“委员”的生日，都要逗钱庆贺，大碗酒、大块肉，痛痛快快地“整一顿”；要是哪个“委员”家中死了人，需要办丧事，他们更是全体上阵，一个个青筋暴绽，不唱得声嘶力竭，决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