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英国的曼彻斯特街角之屋画廊举办了一个展览。组织者玛格特。海勒写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就像日记，本质上是个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表现着艺术家在时间流程中的特定一刻的思想……艺术可以说是日记的隐喻。”　　其实，日记和信件的关系也差不多。我一直认为，两者不过是写给某年某月的他人，或自己。公元乾隆十年任范县知县时，郑板桥曾给堂弟郑墨写信：“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在我看来，这是信件，也是日记。由此想到以写信起步的作家，还有萧伯纳。十四岁中学毕业，在房产公司的办事员。他讨厌这项工作，就给在外地干类似工作的同学写信诉说苦闷。后来，越写愈多，萧伯纳试着给一个编辑部写信。不久，信得到了发表……在我看来，这是信件，也是文学。

　　小时候，村里谁收到一封信就能引来全村的目光。对于我来说，因羡慕那些在远方有亲属的人，而下意识地把书信这件事和自己隔得很远。直到现在，给他人写信，也会让我有种不正常的感觉。所以，我很少写信，更少收信。长这么大，日记也很少写，我是一个生活的没有痕迹的人。这一点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会去欣赏这种一笺、一笔、一坐组成的郑重。自命是个写字的人，总觉得这还不是写几行字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把极少写信的理由归到没有远方的亲友。即使有，我想自己也不晓得如何安排这份郑重之心。有时兴致来了，茫然四顾，欲寄无人的情况也有。记得一个朋友突然在博客上贴出了嵇康的“绝交书”，我似乎在易看完之后，一下找到了“那个人”。我唯一的一封长信发出去的那一刻，兴致大概也随之过去了。

　　一些事总是莫名其妙的。还有几个人写信的理由同样让我搞不清，第一是1923年住在前院的鲁迅曾收到后院发来的一封信：“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周作人为什么写这么一封信？还有景元2年，正欲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的山涛也收到了一封信。信中不仅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想荐举他代其原职的消息后写的。信中拒绝了自己有心荐引嵇康做选曹郎的好意，还啰唆了一堆秉性：“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山涛挥一挥衣袖走马上任去了，没理嵇康。绝交书写都是写了。鲁迅日记记录日常生活的详尽程度到了打麻将输的钱数和洗脚的次数，居然只字不提这段往事，包括三弟周建人，大嫂许广平也不知其这封信到底为何而写，至少一些文字上我并没有看到他们局内人的意见。外界意见很多，不做参考。而臭脾气的嵇康被砍了头，临刑前悄悄对儿女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既然有这般情谊，绝交书又为何而写？拿现代人的眼光看两段事，写信的理由好像又变得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给一个正确的人写出一封合适的信。没有这些东西做佐料，像把情话说在了大庭广众的场合。

　　这不禁让我想起1928到1929年间的上海公学学校，18岁的张兆和不断收到老师的求爱信。后来，她拿着一堆信件去找校长胡适。她说，沈老师老对我这样子。在张兆和看来，写信的几个要素是不合适的。而胡校长回答张兆和的话是：“他非常顽固地爱你。”一下把尴尬的事情变成了美好的开始。婚后不久，沈从文母亲病危，他在回乡的小船舱里给妻子写信：“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对于这个有点腻味的半大老头，写信的感觉竟是爱情喷涌……

　　这几封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信的起源，是我知道有人在与时间玩味。与时间玩味就是我们把时间看成了朋友，把玩味当做了交往。而信件与日记，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的交往平添出几分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