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就

周敦颐在治学中，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作出新的论断，把儒学推进了一步。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理宗时，诏从祀孔子庙堂，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从对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义说，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系统化而已。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者只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装过来的《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而其所涉及的范围则有“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问题，“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问题，以及“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虽只提出了词约义丰的论点和论纲，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具体的阐发，但他的哲学思想在开创宋明道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
世界的多样性及其统一性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复杂问题。周敦颐通过“一”与“万”的关系问题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把本体论的哲学争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说：
“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
“万”指事物的多样性，“一”指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万为一”指事物的多样性具有统一性。“一实万分”指统一的本原的实体分化为千差万别的特殊物体。总起来看，他认为，“万物”是从水、火、木、金、土五种特殊实物变化而来的，五种特殊实物是从阴阳二气变化而来而来的，阴阳二气又是从“一”变化而来的。他所谓“一”，就是《老子》的“无极”和《易传》的“太极”。把“无极”和“太极”两个哲学范畴统一起来，重新对本原的实体进行哲学加工，显示周敦颐“合老庄于儒”、融合儒道哲学的新动向。
他运用两推法来说明“一”与“万”的统一关系。一方面，从一到万、从本体到现象：“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其公式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另方面，从万到一，从现象到本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其公式为：万物→五行→阴阳→无极（太极）。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他的宇宙模式论虽然糅杂了物化论（“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阴阳五行学说（“二五之精”）的思想资料，但仍然归其本于无极（太极），贯彻的是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哲学路线。不过，他把无极和太极两者结合起来规定本原的实体的特征，显示了道学开创者的理论思维水平。一方面，“无极而太极”，说的是无极虽可名之为无，但无中涵有，其名为太极。因此，无极不是绝对的空；另方面，“太极本无极”，说的是太极虽可名之为有，但有本于无，其名为无极。因此，太极又不是具体的物。周敦颐把本原的实体规定为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是对以往哲学思辨的理论总结，表示他力图克服玄学、佛学空无本体论的理论局限，为宋明道学在本体论上开辟新的途径。
“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
为了论证“一实万分”的本体论，他还以“诚”、“神”、“几”等古老范畴进行哲学加工，进一步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动静观：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
无可讳言，“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的观点，以及“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把运动与静止加以割裂、加以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相互依存转化的辩证关系。但是他的这一辩证观点，因受道学思想体系的限制而具有极大的不彻底性。在他看来，物质世界是没有动静自我转化的可能的：它或者是绝对的“动而无静”，或者是绝对的“静而无动”。这就叫做“物则不通”。依靠什么来“通”呢？依靠那个在物质世界中背后掌握了动静之几而能“妙万物”的“神”——能够使万物产生微妙变化的精神动力。“神”之所以神通广大，就在于它看起来似乎是“不动不静”，而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自动自静。你说它动吧，但又区别于万物的“动而无静”，而是在那里自己由动而静；你说它静吧，但又区别于万物的“静而无动”，而是在那里自己由静而动。这样，“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它永远按着周期自我运动，自我转化。因此，“动而无动”，不是“不动”，而是依靠“神”的自律性在那里“动极而静”；“ 静而无静”，不是“不静”，而是依靠“神”的自律性在那里“静极复动”。你别以为它现在“寂然不动”，一忽儿它会“感而遂通”，自己蓬蓬勃勃地动起来；你也别以为它永远这样地动下去，一忽儿它会“动极而静”，回复到“寂然不动”的状态中去。“神”不仅永远掌握动静的主动权和机动权，而且“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通书》）“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通书》）作为本体的“诚”本来是“寂然不动”的，但至诚通神，通过“神”的自我运动引起事物的变化。事物从开始产生到最后结束（从“元”到“贞”）的过程，不过是“神”——“通”——“复”的体现而已。
周敦颐用“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解释了“太极生两仪”的古老命题。他用太极的“一动一静”解释了阳气和阴气的产生。所谓“生阴生阳”、“分阴分阳”，都是说阴阳二气是从太极自我运动过程中产生、分化出来的。如果没有太极的“一动一静”，即如果没有“无极（=太极）之真”，那末，即使有“二（二气）五（五行）之精”，也不能“妙合而凝”，产生万物。因此，把“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两句话与“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联系起来看，万物的生生不已不过是“变化无穷”、掌握动静主动权的太极在那里推动而已。这就在“万物”、“五行”、“二气”之上安上了第一推动者——无极（或太极）。
宋代道学家都用外因论解决理气关系问题。二程的追问“所以阴阳者”，朱熹的追问“所以变通者”，都是受了周敦颐外因论的启发，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本体提供理论依据。
“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
《太极图说》的起点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其终点则是“主静立人极”的封建伦理观。
首先，“无极而太极”自我运动的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的“人”（ 《太极图说》）；而“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这个众人之秀的“一人”，由于掌握了所谓“仁义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这个“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圣人”，就是代表“妙万物”的“太极”来统治社会的。因此，被周敦颐神圣化、绝对化了的无形无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极”，归根到底是为宋代有权有势而又至尊至贵的封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
其次，太极的“一动一静”掌握了“化生万物”的枢几，使“二气”、“五行”、“四时”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动下“妙合而凝”、“变化无穷”。与这种“妙合”相应，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是“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 （《通书》）这种“合理性”， 周敦颐叫做“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书》）。在自然界，万物（“万”）与太极（“一”）各有其应处（“正”）的地位；在社会上，统治者（“大”）与被统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级。周敦颐所欲论证的封建等级就是被以后道学家哲学化的所谓“不和乃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
最后，正因为人是“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也总是有强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通书》）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诀。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 （《通书》）。这就是所谓“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静”，因为“欲动情胜”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静”、“慎动” （《通书》），才能深入考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苗头）。这就是所谓“灭人欲”。一曰“立”，就是“立诚”，因为“诚”既是“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也是所谓“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书》）。只要掌握了“诚”，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书》）。这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通书》）人们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规范行动，诚心一立，人极也就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