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是著名的“文化之乡”。所谓“人文荟萃”决非溢美浮夸之辞，从唐代名相裴休、诗僧齐己，到清代陶澍、胡林翼、汤鹏，再到当代大家周扬、周立波、周谷城，著名华侨领袖张国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益阳人会读书，在湘楚大地有口皆碑。无论在封建科考以文取士的时代，还是在科学文化昌明的今天，都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为天下称羡。所谓“人文荟萃”也决非偶然，而是文化的积淀，教育的成果。无论星移斗转，也无论世事更替，在益阳的城乡崇尚教育之风始终那么浓厚，“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似乎已成为益阳人世世代代的家训。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无不有师有学”，正是这种风尚的真实写照；而标志着当今中国科学界至尊地位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就有八名益阳籍院士，桃江县一个河溪水村就走出了三名两院院士，则为这种风尚提供了现实的印证。益阳人文底蕴深厚，教育源远流长，这一切与益阳历史上发达的书院教育密不可分。可以说书院所代表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地方的社会风气。同时这种教育本身还给益阳带来了丰厚的文化积累，不仅仅是人才，更重要的是为这个地方蓄积着底气，为这个灵秀之地，培养着一种人文力量以及地域灵魂。　　在中国封建社会，书院是高于私塾的中等层次教育机构，是供童生、举子学习的地方。主持人称山长，另有教习，山长和教习多为进士或举人出身的知名人士。书院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重点，扩而至经、史、子、集，并习作“八股文”和“试贴诗”。教学方法是个人攻读、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相结合。书院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复兴于清。

益阳领风气之先，书院的出现几乎与全国最早的书院同步。书院，跋涉在益阳的千年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串串清晰的足迹：宋有松风书院，元有庆洲书院，明有龙洲书院，清末又有箴言书院、信义学堂。安化是益阳书院最多的县，先后建有中梅书院（崇文书院）、丰乐书院、江北书院、西冲书院、江南书院、滨资书院。

松风书院院址在今桃江县三堂街。唐初，太宗命尉迟恭在桃江三堂街建龙牙寺，其规模宏大，广有殿宇。龙牙寺内有藏经阁，所藏经卷甚多。北宋时，此处办起“松风书院”。北宋名贤李贤曾在这里任教。北宋庆历六年进士黄照的六个儿子得意于松风书院，均为进士及第，一门七进士，为中国历史罕见。松风书院开启了益阳书院之门。

庆洲书院创办于元代，院址在今资阳区学门口一带，因学门口资江中心的“庆洲”而得名。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刘履泰传》曾提到刘履泰讲学庆洲，授山长，但书院建置经过、规模大小、起讫年月，现均无考。

龙洲书院建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废科举、兴学校，改为益阳县立第一高小，后为龙洲师范，现为益阳市二中，至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