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人，都有一些人特别珍惜自己的名节，他们把个人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明代初叶的张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张绅的父亲张秋迳（一作秋涧），是新会著名学者黎贞的得意门生，才名远播。张秋迳常从官府远征交趾（当时交趾是今越南北部一带），返回后游历京师、省城。他不幸早逝。他著有《交州行稿》和《金陵行稿》两部，并写有遗书，日后成了激励儿子奋发向上的力量。少年张绅，读父亲遗书，读着读着，泪水就涔涔流下。泪水净化了他的心灵，父亲的言辞教他不因悲伤而消沉，教他慷慨激昂。他刻苦攻读，穷经究史，十年足不出户。正统元年（公元1444年），赴应天府乡试中式，成为举人，被派到湖广沅江县任知县。

上任之后，张绅大力兴利革弊，爱民礼士，得到百姓拥戴。沅江有一大奸大恶之人，专门结交权贵，以出入公庭，左右县官断案，邑人敢怒不敢言。为保头顶的乌纱帽，前任知县对这个奸恶之人，亦只可曲从。张绅却绝不与他交往，不屑与他为伍。大奸大恶，自然会犯事，等到他犯了事，张绅斥责道：“邑内都是我的子民，唯独你不是吗？为什么不遵守我的法令？”大恶犯事情节严重，张绅依法把他杀了。大恶的儿子不服，向上提出诉讼。沅江邑民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一齐向上反映，支持张绅。可是上官偏信大恶的儿子，邑民越是说张绅清白，上官越是认为张绅错误严重。有好心人劝张绅稍稍认错，保全自己。可张绅血气方刚，清高耿介，哪肯同流合污！他说：“我怎能为了官职而屈从？”于是拂袖而归。他“不为五斗米折腰”。

又如何述。

何述是龙塘人，字宗道，自幼就有志正学，以名节自励，与陈献章友善。天顺壬午（公元1462年）参加乡试中举人，在十郡名列第二。他被分往广西容县任教谕。

广西容县，是偏僻荒落之地，文化教育的沙漠。屡次要推荐、选拔，连一个可以推荐、选拔的人才都没有。何述到职之后，以平生所学，悉心栽培，三年时间造就出三名举人。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后来，何述调任柳州、福州教授，他教人立身，进德，以心学传之，以经学授之，如春风化雨，培育出英才无数，其中考中进士的有三十一人。这更使他声名显达。

弘治甲寅（公元1490年）何述在福州任期届满，州学生员苦苦挽留，但他见好就收。一位叫高瑶的作序送行，序中说，“以公之学之才之抱负，居庙堂必能经邦宏化，处方面必能造福一方”；“兹当秩满，或志富贵而觊（希图）擢用，公超然肥遁（退隐）即上书乞归”。何述回归故里，筑室山旁，每日为入学的生员讲学，诲人不倦。他“与禄位不相为谋，精华英发啬于身，必丰其群弟子”。

他与陈献章的交往由幼而壮而老，友情诚笃。他归来了，陈献章不时造访。陈献章为他的教室题了匾额：斯文堂。还写有诗：

树隐肩舆行欵欵，花催春鸟逗关关，

苏公渡口云连水，宗道庐前雨满山。

何述在他的斯文堂孜孜讲学，育人无数。他一直保持自己名节，直到仙逝。

他也不是没有碰到毁其清白的诱惑和陷阱。在教授任上，他曾被聘为江西同考官，执掌参加乡试儒士的取舍权衡，也就是说他能决定应试者的命运。有人赂以重金，求他大笔一挥，让其乡亲中式。他正言厉色叱问：天地鬼神可以欺骗么？他断然拒绝人家贿赂的举动，用今天的话说是拒腐蚀，意志多么坚强！名节操守，须穷一生光阴；名节之损毁，往往在瞬息之间。在面对诱惑的瞬息之间，丝毫也不苟且，不生邪念，才是真君子，才是高才文士。何述就是这样的人。

清代许奇隽的事迹，亦颇耐人寻味。

许奇隽（公元1827～ 1893年）原名其俊。号竹湖，月山镇高阳管理区龙见村人。县志所载他的传记中说他“自幼即知力学，博通经史，嗜古文诗歌”。这个“嗜”字，让我们想到他古文诗歌浸淫至深，尽得其精髓，古代文人那种不同流俗，清高傲岸的骨气，恐怕早就在他的血液中流淌，使他性情耿介了。他在乡学读书时，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真是年纪小而声誉高。咸丰辛酉（公元1861年）经考试选拔，他被保送入京为国子监生员，即所谓拔贡。同治丁酉（1867）考中举人，签分兵部武选司入值办事。同治辛未（公元1871年）高中进士。清代，我们开平中进士的，先有龙塘何成波，那是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到了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和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又有滘堤司徒照、司徒煦兄弟，相隔了百多年，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出驼伏关朝宗，与司徒照、司徒煦，又隔了四十年左右，稍后再出许奇隽。许奇隽之后，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三十四年间再也没有响动（武进士除外）。

许奇隽成为进士，分发到福建候补知府，历任福宁、厦门、廷郡等府榷局长官。他当长官，最可贵的是能为老百姓着想，施政以宽。当时，厘金（即厘捐，实际上也就是税捐）名目繁多，如坐厘，笑厘，统税、统捐、产销税、落地税、山海捐、铁路货捐等，百姓负担是很重的。许奇隽常说，厘金之设，朝廷原万不得已，如果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益。他禀请上司，豁免了苛税数十种。福建之民都感激他的恩德。

本来，许奇隽为民拥戴，官当得好好的。但他为“候补知府”却十年“久候不补”。光绪甲申（公元1884年）他毅然辞职。他之所以“久候不补”，是因为没有顺从一位上司之意，那位上司羡慕他写的文章，请他为亲故撰写墓志，他推辞，不写，对人说，我生平不惯作谄媚奉承的墓文。以许奇隽的聪明和历练，未始不知道拂逆一位上司之意可能有什么遭遇。然而，性格使然，他耿介清高，就是坚决不同流俗！在一位高才文士眼里，也许那顶乌纱帽只是个人名节这座高山底下一块枯黄的落叶。

许奇隽弃官之后寓居省城，与一班文人诗酒酬唱，过起了悠然的文士生活。但他为民着想的个人风格一如既往。他不时回乡间小住（他于咸丰五年即公元1855年在故里龙田村建有一座叫绿野堂的房子，中贮图书，旁边种植花木）。他慰问长辈，周济贫困的人；他倡建方便所，使穷困病殁的人得以入土为安；他还想仿效古义田义冡法，在乡间试行，可惜未果而辞世。

同治癸酉（公元1873年），许奇隽曾请假回乡，主持重修月山书院一事，后来他写了《重修月山书院碑记》，他指出“乡校里塾”、“往往急科第重词章，而名教礼义之防或后焉”；他说，“某北游有日矣，苟灌溉培植蒨郁葱秀，异日归田息驾得与故老子弟游息其中，抚风俗之所由成，人才之所由起……。”从此看来，他“以养人材，厚风俗”为本务，他认为乡校里塾应该是“风俗之所由成；人材之所由起”之处，不该“急科第重词章”而把礼义教化置之后。他在为乡亲梁炳云《红叶山房遗稿》写的跋中说：“吾乡百里内，百立金岩耸秀并峙，烟云草木香霭葱蒨灵奇孕育，疑必有瑰材伟略特出其间，然溯自三百年来科甲相望，求所谓学问文章者，尚罕有闻焉。”他认为世人急于功名，少有研究学问，而致出不了“瑰材伟略”。他的观点，在今天仍有发人深省的意义。他平生著述颇多，然出版行世的仅《尺蠖斋诗集》。他生前所建的绿野堂因年久而倾圯，他的子孙于民国十四年在村东建尺蠖斋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