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是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的一种山歌，是当地人民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花儿结构分两段，前段比兴、后段是歌唱的主题内容。曲调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演唱时用临夏方言，有浓郁的地方气息。“花儿”唱词和曲调分“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两大类。

早期的“花儿”研究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创刊，该刊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十五日（第八十二号）刊载了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在甘肃做地质调查时记录整理的30首“花儿”歌词，题目叫《甘肃的歌谣——“花儿”》。这是“花儿”在全国文学中首次出现。
著名音乐家王云阶1943年记录发表的《山丹花》是中国第一首“花儿”曲谱。王云阶是当时中国最高音乐学府——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的作曲家，他在青海东部农业区进行教学和音乐采风时，找到撒拉族“花儿”女歌手哈图玛，记录下《山丹花》曲调，谱成曲发表在他主编的《青海民国日报》《乐艺》音乐副刊上，避免了像《诗经》那样只记词不记曲、后人难以演唱的遗憾。
作为“花儿”研究专著出版的，是榆中人张亚雄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花儿集》。张亚雄利用在兰州担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之便，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花儿”，并在该报发表歌词和研究文章，在近10年的岁月中，张亚雄对征集到的3000多首“花儿”，精选了600余首加以整理，其中的《抗日少年》12首，用民歌形式激励人民抗战到底，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乔建中在2004年第三期《音乐研究》上撰文赞誉其“对于日后成为民俗学、音乐学界‘显学’的‘花儿’研究来说，是第一部内容丰富也有深度的专书,是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
1944年至1947年张亚雄住在西宁。他利用空闲时间，奔走于田间地头、河畔山野，将一些优美的“花儿”记录下来。1948年秋，当《花儿集》在兰州再版时，又加入了不少新内容。1950年，张亚雄准备第三次出版《花儿集》，但因受到不公正的历史待遇未能如愿。文革中虽以拣破烂为生但他仍然坚持“花儿”研究，正是：“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就是这个唱法。”
1981年，在甘肃省第二届文代会上，平凉农民作家、“花儿迷”戴笠人将一本1948年版的《花儿集》送给了张亚雄。1986年，年已76岁的张亚雄见到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版的《花儿集》。
1990年，著名音乐家江定仙教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往甘肃考察，回京后写成钢琴组曲《甘肃行》（为青少年）：1.走廊；2.花儿；3.阳关，从地理、风情、历史对比三种角度表现，其中的“花儿”是从旧作中移来的，极富特色。收入1992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的《江定仙作品集》中。
5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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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花儿”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科学的研究也是非遗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早已在学界得到了公认。遗产确是历史的、过去的，但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变化和发展。“花儿”是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很有特点的民歌，它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倍受研究家青睐。
6申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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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公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至2007年底，中国已经有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相继入选。过去，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工作每年举行一次，并规定凡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每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在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努力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8年改变了以往的申报规定，不再限定成员国申报项目的数量，给“花儿”申报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创造了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