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这句话提醒人们，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原因在于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不协调，根源则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时期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冲刺的5年。然而，城乡失衡这个长期累积的历史顽疾，仍然制约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推进城镇化、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巨大挑战。

素有“江城”之称的武汉，正在谋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与许多地方一样，这座华中地区最大的工业、商业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上也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被认为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城乡发展格局。从武汉近年来的发展可管窥改变城乡失衡到底有多难。

农村包围的城市

从武汉三环路附近的壕沟公交站上车，需要经过21站，才能抵达终点站兴新街公交停车场。这一路，高楼大厦不断往后退，人也在公交车上被颠得前仰后合，逐渐逼仄的街面提示郊区到了。

要去郑店街关山村，先得叫一辆面包车，这也是附近村民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水泥路已经修到了各个自然村，经常有摩托车和自行车呼啸而过。摩托车不能进城，关山村民进城要在关山桥菜市场等公交。从村里到公交车站，这段路步行至少得花去四五十分钟。偶尔有人买辆面包车，大多也是用来跑黑车赚钱。

与三环内经常堵成一条长龙的烦恼相比，关山村民们还不太敢梦想能养得起一辆轿车。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武汉全市城市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家用汽车24.5辆，但如果算上郊区的农村，显然会大大拉低这一数据。

冬日的阳光照耀着村庄，二三层的小楼房散落在村道旁。举目能见到的几个人，正围着桌子在太阳底下打牌。63岁的黄启幼推开自家大门，后院厨房里的牌局正热火朝天，儿媳抱着两个月大的小孙女一旁观战。“这里的人都是上午出去做事，下午打牌。”黄启幼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村里人均只有0.3亩地，青壮年出去打工，剩下的老人和妇女们就经常打牌消磨时间，“他们也想做事但没事做。”

在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夏春萍的印象中，这些村子大多常年萧条，没有人气和活力，“主要还是没钱”。以黄启幼一家为例，36岁的儿子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在附近做泥瓦匠等小工，一年能挣一两万元。黄启幼作为村民小组长，同时兼任集体林场场长，每年工资收入7800元。黄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算是中等水平，但两人的收入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并不宽裕。事实上，关山村因为离城近，经济等各方面并不算最差的，村民也大多可以就近务工。

这种差距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则更为明显。2013年武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821.22元，而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12713.46元。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袁方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李增元等人研究发现，武汉市城乡之间差异最大的就是经济差别，而城乡收入差距则是其中表现之一。袁方成等人还发现，城镇人均居民收入增收显著，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却增长缓慢，前者增幅大于后者。

收入决定支出。2013年，武汉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157.32元，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仅9127.00元，不及前者一半。这种距离还可以细化到食品支出、家电拥有量等各个方面，甚至还带来了包括前述交通、家庭财富、就业、休闲在内以及人口、生活、文化和教育、医疗、养老等悬殊差异。

二元结构难平衡

像关山村这样的村庄，广泛分布于武汉市的蔡甸、江夏、黄陂、新洲、东西湖、汉南6个远郊区(也被称为新城区)，与武昌、青山、洪山、江岸、江汉、硚口、汉阳7个主城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明显。

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纪检组长章平通过对武汉市各分区人口的统计发现，中心城区2011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6.4%，而新城区的城镇化率仅为24.7%。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度障碍亟待破除。”武汉市原市长唐良智在最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表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此番表态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痼疾难消的烦恼。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农补工”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导致“重城轻乡”的城乡隔离政策，形成二元城乡分治格局并在各种制度下不断得到强化。这其中，尤以城乡有别的财政投资信贷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为甚。

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城市武汉也不例外。2008年时任市长阮成发指出，武汉在实现两型社会改革中，首先要完成城乡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和人口素质提升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加快武汉市新农村的建设。这六个一体化发展是形成城乡一体化体制的关键，该机制也已成为武汉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定位。

“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等，还需要相关各部门的更进一步工作。”湖北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12月10日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全省正着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户籍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因户口性质产生的差别。他说：“下一步将以农村农民为重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

困难不只于此。武汉市经管局土地科科长王文才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证实，受制于抵押物的缺乏等，贷款难依然是农村发展普遍遇到的问题，近年兴起的家庭农场中，不少人甚至不得不求助利息较高的民间借贷以解燃眉之急。

这些难题也绝非武汉独有，虽然找到了新型城镇化这个破解之道，但真正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也绝非一朝一夕。

“二三十年的快速城市化之后，大量的人口将会转移到城市，国家再给予农村一定扶持，使得农民可以获得不低于城市的收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现在不要着急，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把城乡差异带到城市演变成城市内的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