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和你握手，你依然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撞击我的心胸。哦，我的《铜川文艺》。
2013年5月18日，《铜川文艺》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坐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述说你的历史，回忆发生在你身上的风风雨雨，清晰而又温馨。曾几何时，我以为历史是深远的，厚重的，是遥不可及的。当你，我的《铜川文艺》，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一代人永恒的记忆时，我才发觉，历史是如此的具体、可感，近在咫尺。
我和你，曾经有长达二十多年的相依相靠。你创刊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那时，我正在秦岭那边的巴山沟壑间修建襄渝铁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会和你发生密切的血肉相依的联系，以致于竟伴随和覆盖了我的后半生。

我知道陆炳寰老师很早，1976年，由于此前有发过几首小诗的资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写了一个小剧本《搏风击浪》，内容当然是那个时期的主旋律，以阶级斗争为纲，三突出。后来，厂里安排人刻了剧本，开始排练；并把本子更名为《战台风》寄到了中心文化馆，署名为厂写作组集体创作，刘新中执笔。陆老师亲自回了信，肯定了剧本的框架、结构和人物，也指出了若干不足，约我到文化馆谈一谈修改之事。几天后，毛泽东逝世了，此事暂时搁置了下来；再后来，整个中国的政治方向发生了改变，剧本的事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

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感动了许久。那时，文革遗风犹在，打棍子抡帽子仍猖獗一时，陆炳寰老师不顾个人安危，为一个素未谋面的普通业余作者伸张正义，关键时候表现出的知识分子风骨，在铜川市文艺界被人们称颂了许久。
那次新春文艺茶话会上，我认识了朱文杰老兄，我们长达30多年的友谊就此开始。以后我人生的几个关键节点都和他发生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譬如我以后到《铜川文艺》工作，譬如我以后到西北大学作家班上学。
新春文艺茶话会给我的鼓励是显而易见的。回厂后，我一气呵成了一首200多行的诗《歌》，抒发了长久抑的心情。1977年，因为剧本《战台风》的事，我受了一次重创；1978年，我欲报名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又受到了有形无形的阻拦。相当一段时间内我的心情是灰暗的。那首诗激情洋溢，有种飞流直下的气势。尽管仍未摆脱时代的印记，但言为心声，不吐不快，大吼一声权当清肺，竟一扫我心中的阴霾。
诗寄给了《铜川文艺》。收到诗后，陆炳寰老师、朱文杰兄和同为《铜川文艺》编辑的萧建国来到了我工作的厂子，和我商量修改的事。我的宿舍既寒冷又简陋，缺东少西，他们竟连一口热水也没喝上。陆老师那年刚近不惑，典型上海人打扮，中式对襟灰棉衣，长围巾；文杰兄和萧建国30岁左右，中山装，戴眼镜。尽管普普通通，但在清一色的工作服世界里，绝对与众不同。小小的厂子里一阵喧哗：文化馆的人来了。
《歌》在1980年的第一期发出来了，在铜川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席卷全国的文学大潮中，它算不上特别耀眼，但毕竟是我在《铜川文艺》上第一次郑重的亮相。
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一些诗，获了几个小奖，当诗作《红箭头》（外一首）刊发于1982年《诗刊》时，和我同时期起步于《铜川文艺》的黄卫平、钟平、豆冷伯、李祥云、芦苇、高兴谦、黄须进、惠永德等人作品相继在《延河》《长安》《群众艺术》《陕西日报》等刊发。有一天，我因事到《铜川文艺》去，略显杂乱的办公室里，文杰兄欣喜地拿着一份有铜川作者作品的《长安》还是《延河》，对陆炳寰老师说，这批人上路了。
是啊，上路了，它意味着从1973年《铜川文艺》创刊，十年时间，铜川的文学面貌已经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一个个作者从《铜川文艺》起步，开始奔腾，开始呼啸，开始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方天地了。
1983年，陆炳寰老师担任了市文化局的领导。同年，经朱文杰兄力荐，市群众艺术馆把我借调到了《铜川文艺》工作了半年。那一个时期，我和文杰兄一同下基层，先后到过焦坪煤矿、东坡煤矿、省运司等单位，面对面和作者交流；我们一同看稿子，彼此交换意见。我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作者，开始有了文艺创作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自觉意识。《铜川文艺》需要一代代的传承，需要接力。有意无意之间，文杰兄开始为《铜川文艺》的未来考虑。
1984年底，文杰老兄也调走了，到了西安市文联《长安》编辑部。应当说，陆炳寰、朱文杰的离开，对《铜川文艺》是一个损失，但同时又是一件幸事。陆老师是市文化局的领导，对《铜川文艺》以后的发展起了组织上的保障作用。有好几回，有人动议要撤消这个刊物，或者削减它的经费，陆老师力排众议，关键的时候一言九鼎，《铜川文艺》再困难也要办下去。文杰兄利用《长安》编辑部这个平台，极力 为《铜川文艺》的对外联系、拓展影响创造条件。铜川的作者第五建平、刘平安先后被借到《长安》编辑部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他们开阔眼界，提升水平、改变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8年，由文杰兄牵线，《铜川文艺》和《长安》编辑部联合举办了《铜川杯》新诗大奖赛。那是铜川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跨区域的全国性赛事。著名诗人黎焕颐、叶延滨等人受邀参加，诗会期间，我们一同北上延安，还见了诗人梅绍静、师银笙以及那时还在《延安日报》工作的高建群，高建群那时也写诗，还送了我们一人一本他内部出版的诗集。那次活动《《诗刊》、《星星》、《文学报》等发了消息。铜川的文艺创作、铜川的作者以及《铜川文艺》，因此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关注。那一年，著名的诗人、评论家田奇以“陕西新诗北路异军”之誉称赞铜川的诗歌队伍，并认为铜川和西安、宝鸡形成了陕西诗歌的三足鼎立之势。
1985年，已经在《长安》编辑部负一点责任的文杰老兄要调我到《长安》搞编务，《长安》编辑部的商调函发到了厂里。其时，我正在厂里担任基建科长，厂里筹划了几百万搞技术改造，我责任在肩，告文杰兄缓一缓，待年底再说。但到了年底，情势已变，《长安》暂时去不了了，计划经济末期的国企风雨飘摇，历史遗留下来的人际关系又错综复杂，我想离开了。文杰老兄向陆炳寰老师写了一封信，说了我的愿望。陆老师又一次亲自到了厂里，告知我即刻可到《铜川文艺》工作，手续随后办。以后的许多个日子，我反复想当时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西安有路我不走，工厂想呆呆不住，这是宿命，注定了我和《铜川文艺》此生不可分割的缘分。

15年，《铜川文艺》借助方方面面的力量，壮大自己。譬如王世雄老师，他先在宜君县文化馆，后到省城西安，为《铜川文艺》作者著作的出版、作品的介绍不遗余力。铜川作者著作出版的百分之七八十皆得到了他的帮助。他信息广泛，博学多识，《铜川文艺》经常组织作者到他那里讨教，收益良多。他的办公室一度被称为《铜川文艺》的“第二编辑室”“精神高地”。我和他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我以后的文艺生涯中，他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细细叙述当是另一篇文章之中的事了。再譬如诗人芦苇、王维亚、李建荣，他们在各自的企业分别负一点责，无私的为《铜川文艺》的一些会议、活动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在文化单位相当一段时间里经费窘迫的情况下，无疑是雪中送炭。《铜川文艺》的坚守、《铜川文艺》作者队伍的凝聚，他们功不可没。
15年，《铜川文艺》呈现出开放的姿态，联合了《延安文学》《秦岭文学》《塞上柳》《秦都》《华山文学》等，组织了长达七八年之久陕西省地市文艺期刊联谊活动，延安的曹谷溪、阎安、浏阳河、史小溪，咸阳的李春光、马林帆、沙石，宝鸡的李风杰、商子秦、李昶怡、白立，榆林的牧笛、张泊、沙人，渭南的王三毛、梁长安等先后参加。大家在一起，联合搞刊物的评奖、交流信息，互通有无，极大的提高了各自刊物和作者作品的影响，创造了陕西省文艺期刊的另一方风景；15年里，《铜川文艺》先后还与《铜川日报》、《铜川矿工报》、铜川人民广播电台、《水泥报》等数度联手搞不同形式的征文评奖活动，为铜川作者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元的发展空间和展示空间。 1990年，铜川市文联成立，《铜川文艺》移交给了文联，我也随同《铜川文艺》到了文联工作。同年，铜川市作家协会成立。成立作家协会那天，和《铜川文艺》一道成长的五十余位作者济济一堂，俨然是一次《铜川文艺》作者的大检阅。那次，时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刘成章、资深的文艺老编辑董得理也莅临会议，他们对铜川作者们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高潮在第二年，1991年，《铜川文艺》会同铜川市作家协会，举办了高规格的铜川文学作品研讨会，李若冰、路遥、李星、和谷、商子雍、李沙铃、田奇等文学大家以及从铜川走出去的王世雄、朱文杰等悉数到会，对铜川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对铜川作者黄卫平、钟平、芦苇、郭建民当然也包括我在内诸人的作品进行了评述。铜川宾馆能容纳300余人的报告厅坐的满满登登，会场内外，人声鼎沸，颇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文学大潮背景下铜川红星剧院近千人参加文学讲座的浩荡阵势。

伴随着《铜川文艺》的发展变化，是铜川文艺生态的发展变化。各种文艺家协会先后成立，各种文艺社团层出不穷。大军浩荡，东风劲吹。回首1973年起步的《铜川文艺》，一份朝不保夕的刊物，几个惨淡经营的文化人，无论怎样评估它对铜川文艺事业的意义，都不过分。它都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枝头上报春的蓓蕾，是燎原的星火。尽管叙述这段历史，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角度，会有一千种解读；尽管官方的表达和民间绝不会相同，但事物的本来面貌就应该如此。偶然既然存在于必然之中，那么这个偶然就必定代表必然。从这个意义上，以陆炳寰、朱文杰等为代表的几代《铜川文艺》的编辑群体，既是铜川文艺创作发展历史的参与者，也是铜川文艺创作发展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

2001年，刚刚进入新世纪，《铜川文艺》随同文联一同迁入了铜川市新区，更名为《华原》。
我离开了铜川。
以后的十余年里，铜川又陆陆续续诞生了一些刊物，如《华原风》、《铜川文艺评论》、《长虹文学》、《铜川诗词》等等。一时间繁花乱象，各逞姿态。有人惊呼，铜川的文艺期刊，进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一种现象的呈现，很难用一个结论去评说，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我却看到了《铜川文艺》，满天满地的《铜川文艺》。
依旧是当年那批从《铜川文艺》走出的作者，依旧是诞生《铜川文艺》的那块热土，依旧是和《铜川文艺》紧密相依的那种生活。

一代人乃至数代人，身上无一不流淌着《铜川文艺》的血液。
一棵参天大树巍然屹立，只要春天在，从它的身上，必定会抽出无数嫩绿的枝条。

无可置疑，各类文艺刊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涓涓流水，竟相奔涌。寻找源头，你会发现，蓦然回首，那人仍在灯火阑珊处。
《铜川文艺》依旧存在，《铜川文艺》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在发挥着作用，《铜川文艺》开创的事业依旧蓬勃。作为一种精神图腾，《铜川文艺》永远高悬在这块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