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来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1919年，王丹一出生在江苏一个富裕家庭，出生不久，她随父亲到山西。1935年初她在山西参加了革命，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到工厂组织群众抗日反蒋，用父亲给的和所得的压岁钱，在家中秘密印刷革命宣传品，为狱中同志送情，为北上抗日的红军募捐……。后来，组织被破坏，领导人被捕，供出于今（胡克实的夫人）与王丹一两人。1935年，王丹一逃亡到北平，考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正值北平的形势风起云涌，王丹一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时期，王丹一读到了艾思奇的作品《大众哲学》。抗战爆发后，她拒绝父亲让去大后方考大学，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她与于今到达“革命摇篮”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学习，不久即入党。1939年6月底，陕北公学分校结束了，七八百人即将开往前方。他们唱着成仿吾校长写的校歌“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歌声嘹亮，准备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的晋察冀边区。

在马列学院王丹一还是文娱骨干。1940年5月5日是延安马列学院建院两周年，又是马克思诞辰122周年纪念日，学校决定演出高尔基的名著《母亲》。俱乐部主任王玉清找到她让她参加《母亲》的演出，并担任主角。王丹一急忙推辞。王玉清耐心解释说：“演出高尔基的《母亲》是为了纪念马克思的诞辰和马列学院两周年。参加演出高尔基的名著，本身也是很好的学习。”王丹一无法推辞参加了演出，当时是马海德的夫人苏菲给她化装的，用一条棉裤围着她瘦小的身材，用一床布被面做成裙子，想方设法把她装扮成一个俄罗斯受苦的老妇人。当演到警察来抓儿子时，她一下子扑过去，抱住儿子，泪水自然地流下来，呼喊着：“放开他!放开他!”当演出结束，导演握着她的手满意地说：“小母亲，蛮好，蛮好。”第二次演出也在1940年，为了纪念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当时德国法西斯正疯狂地侵略苏联，莫斯科危在旦夕，为了声援苏联人民神圣的卫国战争，学校决定演出“马门教授”，王丹一演马门教授的妻子。当时因为学习紧张，王丹一不愿意参加演出，还找到了院长洛甫。洛甫同志说：“要学好马列，也要演好戏，一个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是绝不会退缩的。导演认为你合适，就要勇于承担呀!我看你定会胜任的。”在洛甫的鼓励下，王丹一很好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1942年冬，王丹一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已生活了四个多年头。在这四年中，她扛过枪，垦过荒，演过戏，下过乡，还学会了骑马，希望有朝一日，能上前方杀敌。在延安男女比例称为18：1，而在最高学府的马列学院，这一比例就更加悬殊。王丹一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期间坚决不谈恋爱。

马列学院毕业后王丹一在由罗迈(李维汉)直接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直属工作队。当时李维汉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党内重视组织工作，不重视宣传工作，两者好比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他提出要培养一批宣传干部，不要从书本到书本，要下去搞调查研究。王丹一被派到绥德进行农村调查研究。她在绥德下到《抗敌报》、文联搞调查，还参加当地的征粮。半年后回到延安中央研究院参加整风。整风告一段落，就有些人被抽调到中央学委担任联络员，王丹一等三人分到中央军委。她联系的单位是总政组织部，当时的领导人是胡耀邦。她们将了解的情况直接向王稼祥、陶铸写简报。她当时住的杨家岭窑洞和艾思奇相邻，两人见面的机会自然多起来。

一次休息时，两人在窑洞外相遇。艾思奇问：“你就是在延安马列学院演过高尔基的《母亲》和《马门教授》的王丹一?”王丹一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道：“那是领导组织的业余活动．是革命任务，我可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接着又补充说：“我很喜欢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就这样，两人开始正式认识了。

随着两人的交往增多，王丹一才把眼前的艾思奇与《大众哲学》的作者统一起来。《大众哲学》是王丹一和学生们在“一二．九”运动中喜欢读的书，那时不知道这位富有才华的作者究竟是何等样人，原来他竞是这么平易近人、热爱生活。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休息时他们在窑洞外相遇，艾思奇对王丹一说：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结束后是他少有的休闲，他正在利用这段空隙完成一本早年开始翻译的书，这便是海涅的《德国———个冬天的童话》。他已译到“母亲”一章、想邀王丹一去为他朗诵，听听是否保持了诗的韵味。当王丹一翻开诗稿，立即被书中那动人的词句所吸引。她翻看着，试着朗诵。这本书使她打破了师生的界限，好像是很早就熟悉的朋友，毫无拘束地交谈着整风中和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次也是王丹一第—次走进艾思奇的窑洞，窑洞中放一个大书架，王丹一不由得抽阅起来。艾思奇说，你喜欢什么书都可以拿去看。于是她便挑中了一本黑丝绒烫金的《海上述林》(瞿秋白著)。艾思奇的朴实和坦诚，给王丹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3年2月4日．为庆祝斯大林格勒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文抗俱乐部举办了—次较为隆重的舞会，艾思奇约王丹一同去，并说好提前回来，他这样还可以再译一章“童话”。就这样。他们在大家舞兴正浓时，先后退出舞场。一路上说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伟大意义。那晚艾思奇显得特别高兴，忽然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唱起了俄罗斯民歌《喀秋莎》，又唱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黄土高坡上的早春二月，春寒料峭，夜晚的星空是那么静温和美丽。艾教她辨认天上各种星座，使她增长了天文知识。王丹一感到似乎又重新认识了艾思奇，发现了在他身上特有的冷和热的统一。

艾思奇到《解放日报》社两天后，便给王丹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在杨家岭相处的愉悦，还说，刚到新闻岗位工作很忙、希望她在假日能到清凉山去，他会在山下等。清凉山离杨家岭约有十华里。丹一在星期日清晨上路，黄昏之前赶回。到清凉山的会晤，没有多少时间聊天，实际上是“陪读”。因为有一大堆稿件急等着艾思奇处理，还有写作任务。他写的—些短文，王丹一常是第一读者。像《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旧恶习应该抛弃》等等，她都首先读了他写的手稿。有—天艾思奇送丹一返回杨家岭的途中、因天黑不慎掉到沟里，伤了踝骨，影响行动。有的同志就说：“王丹一，你看老艾这么忙，你们别再这样送来送去、干脆结婚吧”。

真要结婚了，王丹一还是有顾虑。把她和艾思奇之间的关系告诉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大姐，并征求她的意见。李培之大姐说：“难怪你最近很少来家，原来是有了对象。很好，你看中了他，说明你有眼力；他对你钟情，说明你们有缘分。他独自生活这几年。曾有不少热心的大姐给他介绍对象，他都没有反应。你们两相情愿，好嘛!情投意合自然就要结婚，有什么好顾虑犹豫的?”大姐一席话，使王丹一不知说什么好，随口唠叨了一句，他离过婚。李培之拿出她留学苏联时一件俄式白纱绣花短袖衬衫送给王丹一，作为结婚礼物，并叮吁说：“老艾不是滥用感情的人，离婚与你不相干，也不怪他，他们两人不说话都不止一年了。你们快结婚吧!他也太苦了。”

艾思奇也将自己的婚姻问题向好友王鹤寿诉说，王鹤寿早知他在婚姻上的波折，又知他和王丹一之间的恋爱关系，便说：你要我来参谋意见，我认为王丹一对你最合适。她活泼开朗，心地善良。”从此，艾思奇更加坚定，并以积极态度，加深与王丹一之间的感情。

1943年秋，艾思奇和王丹一决定结婚。他们没有做什么准备，只想利用报社的周末舞会举办婚礼。那天王丹一也没有请假，周末下午开完小组会才去清凉山。到了那儿舞会已开始好久，仍不见艾思奇。八点多钟，舞会中途，门口突然出现了总支的工作人员邬某在门口高声喊道：“王丹一，出来一下!”邬说：“今晚中央有任务找艾思奇，他不能回来，你先去他的窑洞休息吧。”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王丹一莫名其妙，也使舞会不欢而散。王丹一走进他那个空荡的窑洞，疑窦种种，心事重重，转而又想，结婚毕竟是个人小事，中央的任务才是大事，心里也就坦然，独自酣睡到天明。第二天清晨，副刊部的支书温济泽来了，他温和地对王丹一说：“你在延安还有些社会关系没弄清楚，需要接受组织审查，暂不能和艾思奇结婚了。”

六月中旬，王丹一在“一朵红花”演出结束后便踏上沿延河边通往清凉山的小路。她爬上清凉山、来到那座熟悉的窑洞，见到艾思奇却似乎陌生了。王丹一礼貌地和艾恩奇握手，他一把拉住她的手，让她坐在过去常坐的那张凳子上。王丹一低头不语，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她任凭泪水冲刷一年来心中的苦涩。经过—段相对无言的沉默，艾思奇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不是一直在等着嘛”。王丹一了解他惯有的不善辞令，也知道这句话的含意和分量。她不由得问道：“你相信我有政治问题吗?”他郑重地说：“怎么会呢，早在杨家岭我就向中组部了解过，王鹤寿的爱人何勉和你一起下乡，又分在一个小组，在绥德同吃同住，我想对你是了解的。”王丹一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全是真诚的。艾思奇恳切地说：“不说这些了，一切都过去了，咱们结婚吧，今后不会再分开了。”于是，王丹一消解了心中的疑团和犹豫，重燃起两人诚挚而热忱的情感、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中。两人商定结婚只报告组织，什么仪式都不要，他们两人都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足够了，并将结婚的日子定在七月一日。当天下午，王丹一便回到了兰家坪党校三部。

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边区政府大礼堂有一个晚会，艾思奇约王丹一同去看演出。边区政府大礼堂在南门外，从清凉山到那里得趟过宝塔山下的延河，艾思奇执意要背地过河。看完演出直到深夜，两人才回到清凉山。就这样，他们就算正式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