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半壁河山，都浴在血火之中。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投入达650万人，伤亡320多万人；敌后战场上，抗战末期达100万人，伤亡58万多人。然而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浴血抗战的中国军队的八年抗战史，却因为国、共两党三年的国内战争，1949年后改天换地的革命，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的严重对抗，在近60年的历史中，被相互歪曲、诋毁、否认、漠视、淡忘甚至几近煙灭。尤其是在国内战争中的国民党军队，那些没有死于抗日战场上的，却死在自己中国人的炮火枪弹之下，成为不能安息的孤魂野鬼；败走台湾的“荣民”“老兵”，活着，却有家不能回，犹如死了；眷恋家国乡土留在大陆的“残渣”“余孽”，活着，却如“活鬼”一般，没有“正名”，也算白活。留名青史，配享国殇家祭，想来定是那为国捐躯的英烈的最低愿望吧！

为真实记录和表现中国抗战正面战场历史的写作，就是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也并不多。可能是两场大战之后，苦难叠加，心寒透骨，害怕面对之故吧？如文革浩劫之后，民族英雄戴安澜将军的儿子，拜访了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父亲的直接长官杜聿明先生时，数小时里，杜将军绝口不谈中国远征军之事。戴将军的儿子猜想，一定是那段历史太残酷太伤心太不敢回首的缘故吧？以至于海峡两岸，鲜有作品。

仅有者：《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是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亲笔所写的战地回忆录，“几乎是唯一抗战将领亲笔所写的战地纪实，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史料。”（李祖鹏语）1981年，在台湾荣获军事著作军事史迹类铜像奖；

《血泪忆衡阳》，作者蒋鸿熙是衡阳保卫战时代营长，写于衡阳保卫战后一年，记忆鲜活；

《缅甸荡寇志》，作者孙克刚，是抗日英雄、中国远征军新39师师长孙立人之侄，亲历征缅抗日战事；

《缅北之战》，作者黄仁宇，当时亦是中国驻印军上尉参谋，后来的历史学者。《缅北之战》是当时关于驻印军的战地通讯，多发在《大公报》上，1945年由上海大东书局结集出版。

而在中国境内走向最后胜利的大反攻的序幕，则是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的滇西大反攻揭开。从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强渡怒江始，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收复西南国门畹町，历时8个月的浴血苦战，中国军队以伤亡6万余人的极其惨烈的代价而终获全胜。这场大反攻之战，这场丹心碧血照千秋的英雄史诗，谁来秉笔书写？谁来将这场惨烈的战事留存青史？天将此大任降于何地？降于何人？

天将此大任，降于腾冲城北的小西乡油灯庄，这里与来凤山南北相望；

天将此大任，降于土生土长于斯的农人段培东，也将生命几乎难以承受的苦难降临于他。

生于1934年的段培东，滇西大反攻在腾冲打响之际，他已经10岁了，能够和大人们一起，为攻城的远征军将士当“啦啦队”了。他亲历过这场伟大的战役；

光复后，他在小学里读了5年书，仅仅5年。不足？足矣！有求真之勇，无“所知之障”；

1949年，他15岁，毅然投身军旅，成为中国军人。进昆明步兵学校，22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14集团军48师大一名少尉排长，9年半的军旅生涯里，他亦是集团军里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

他是“真”作家，因为他用自己的脑子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的部队“反右”风潮里，他因为在大会发言里，不迎合反右倾潮流，肯定了彭大将军的功绩，而被强制复员，被迫离开军队。

就是返乡务农，他也不改本性里的“真”，面对农村“大跃进”时代“浮夸风”等一系列怪现象，他致书有关部门。必然的结果是，他连种田的权利也被剥夺，直接从田间送进了监狱。罪状有四：“替彭德怀翻案；咒骂“大跃进”；反对集体食堂；妄图推翻“三面红旗”。（引自李辉《“农民作家”段培东》）”。

11年的牢狱之灾里，他经历了可怕的1961年的“饿饭”年。为了不至活活饿死，他甚至生吞过7只老鼠。眼看有不少服刑人员相继被饿死，不甘心就这样等死，他试图越狱，不果。等待他的是加刑，是成为被监管的“重点”。1973年，39岁的他才得获释。

等着他的是破碎了的家。漫长的等待里，妻子以为他已经死了，绝望之下投怒江寻死，被救之后，改嫁他人。再组家庭的他说：“活下去就是未来。”

面对严酷的生活重压，这个自强不息的坚强的腾冲汉子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生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燃烧，一种是腐朽。”硬朗刚强，掷地铮铮有声。

老段燃烧了。

1985年，他偶读英国人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战役》，全篇里没有读到一段有关中国抗日战场、滇西抗战的历史。他为此不平，为那些在滇西大反攻战役里壮烈战死的英雄们，心有不甘。他要为他们青史留名。

老段亲历过腾冲光复之战，战火硝烟历历在目；

老段是个有心人，11年的监狱生活里，在他当“犯人”小组长和记录员时，就知道和接触了许多与滇西抗战有关的“犯人”，他们被叫做“残渣余孽”。老段说，他们中，“有抗日勇士，有铁杆汉奸，还有两个当过日本兵的中国人，更有不少国民党的尉官和校官。我是个有心人，凡是有关滇西抗战的史料和个人经历都记下来，密密麻麻地写得一本。”身陷囹圄之人，却早已经志存高远了。

老段的后半生，就为那些英灵，那些亡灵，那些游荡在高黎贡山、怒江峡谷、腾越古城的“孤魂野鬼”，祭奠扬幡，书写“祭文”。魂兮归来……

到1993年，老农段培东，笔耕近十年，就写出了《剑扫风烟》和《松山大战》。

我在1995年，偶见前书，略略翻阅，就为这奇书奇人奇事牢牢吸引，得此书，如获至宝；这次专行腾冲，心迹就是随老段的《剑扫风烟》而来。此番在腾冲，看到他的《松山大战》，更是不释手。当年的滇西抗战，风云皆际会于此，在此书的扉页写上“2008年10月7日于腾冲”，那意思就大不一样了。

作家李辉，写作家段培东的《“农民作家”段培东》一文，写得甚好。小标题很有意思，分别是“农民老段”；“军人老段”；“囚犯老段”；“丈夫老段”；“作家老段”；“专家老段”；“国人老段”。仅此，老段一生说尽。

“农民”，是一生一世的底色；

“军人”、“囚犯”、“作家”，是人生的“三昧”，“三跌宕”；

“丈夫”，是“侠骨”的另一面“柔肠”；

“专家”、“国人”，是赞叹，也是赞誉，老段当得起。

否则，在云南，怎么会有一说——“段培东现象”呢！

农民段培东，在写作的过程中，另有他的“段培东现象”，他说，那是“天助我也”。

1990年的一天，他一家人都忙地里的活去了，回家，地板上放有一本书《战将陈明仁》和一册“字迹很劣的手抄本，打开一看，是松山战斗和龙陵战斗的一些细节，没署名，这正是我日夜所要寻求的。”

另有奇事：大凡他去寻访抗战老人，不管山高路远，本县外县外省，没有预约，却没有一次落空，“好像专门等我来采访似的。而在我采访后不久，他们又相继去世，似乎在等我把他们要说的记完后，才放心‘走’掉。”

还有更奇的。老段说：“我家有一只老母鸡，黄色，肯下蛋，不跳灶头飞家堂，乖！每当我在山洞中写《松山大战》这一天，它就到山洞中来下一个蛋，不写不下。前天，当我的最后一章《边陲悲歌》写完时，它也突然死了，这实在令我唏嘘不已。我是农民，我把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当做神灵护佑，也当做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