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6月至10月，陕甘边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连遭挫折，形势恶化，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终南山，因孤军作战，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党经过千辛万苦创建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部队，被“左”倾机会主义的执行者断送，加之共产党人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遭强敌镇压而失败，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为了研究解决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刘志丹的建议，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了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王泰吉、黄子文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讨论了部队的改编、根据地的建设以及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并做出了三项重大决定：1 、撤消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2 、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军事后方;3 、开辟三个战略区，建立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成立3 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会议确定，第一路以陕北安定为中心，向南发展;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向四周发展;第三路以关中照金为中心，向北发展。3 路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开展运动战和广泛的游击战。毛泽东后来赞赏，刘志丹创建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会议运用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解决了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根据地问题、发展的战略问题、红军的组建和发展方向及红军的组织领导问题，标志着陕甘边党和红军的成熟。会议的召开，对于红二十六军摆脱“左”倾机会主义干扰，发展壮大陕甘边根据地和边区红色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