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门户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琉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几十万闽南的莆田人移民到现在的潮汕地区。带来了闽南丰厚的经商文化。在唐朝，莆田已经成为福建重要的商业中心，莆田商帮始于唐，兴盛于明清，再兴于改革开放之后， 莆田丰厚的经商文化和能力促进了潮州经商文化的形成。宋朝潮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宋史》已有关于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的记载。而当时潮州笔架山窑是著名的陶瓷窑，其生产的瓷器曾销往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当时中国陶瓷出口基地之一。到了元时，据饶宗颐《潮州志·交通志》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唯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

                                                             形成条件

     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在潮人的经商风格中也就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商业贸易的烙印。而经过唐宋期间的精心经营，明清的潮州人口不断增多，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潮州府每平方公里就有151.45人。虽潮人精耕细作，种田如绣花，亦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需要从外部调集大量的粮食以补足，这也是鱼米之乡多潮商的原因。芜湖，苏州的当地可谓最为堂皇的会馆潮州会馆能见证这一点，而国外的产粮大区暹罗，柬埔寨亦是聚集了大量潮人。另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的经商之风在当地也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