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1883年？月？日～1943年1月24日），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并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先例的民国奇才女。[1-2]
被赞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与秋瑾被称为“女子双侠”[3] ，诗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资本家。[1-2] 20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以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

吕碧城，一名兰清（一说原名吕贤锡），字遁夫，号明因，后改为圣因，晚年号宝莲居士。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安徽旌德书香门第。吕碧城年幼一番坎坷：少年失怙，家产被夺，夫家退婚，寄人篱下，母妹服毒。吕碧城9岁议婚于同邑汪氏，10岁订婚，1895年吕碧城12岁（一说13岁）时，吕父光绪进士吕凤歧去世，吕碧城的母亲从京城回乡处理祖产，由于吕家一门生四女，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巧取豪夺，霸占吕家财产，唆使匪徒将母亲劫持。吕碧城在京城听到了消息，四处告援，给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助，几番波折，事情终于获得圆满解决。

此事却也让与吕碧城有婚约的汪家起了戒心，认为小小年纪的吕碧城，竟能呼风唤雨，于是提出了退婚要求，吕家孤女寡母不愿争执，答应了下来，双方协议解除了婚约。然而在当时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对其今后对婚姻的心态产生了一定影响。

家庭破落，婚约解除后，她不得不随同母亲远走娘家，吕碧城的母亲带着四个尚未成人的女儿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

1860年天津开埠，设立九国租界，西学东渐，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为核心的西方教育模式，潜移默化地传入天津；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力行新政，教育上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的主张，通令各省大力举办新式学堂。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输入，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张女权，兴女学”，争取男女平等权利和女子受教育权利，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潮流。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急招天津早期的教育家傅增湘担纲兴办天津女子学堂。[6] 年轻的吕碧城当时深受这股风潮的影响，遂有了奔赴女学的念头。
在此期间，吕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大事。在吕碧城和大姐、二姐先后走出家门之后，来安只剩下母亲严氏和最小的妹妹吕坤秀两个人。有亲戚对她们就食于娘家感到不满，1902年，竟唆使匪徒将二人劫持，为免受辱，母女二人只好服下毒药。在大姐吕惠如的请求下，时任江宁布政使的樊增祥星夜飞檄邻省，隔江遣兵营救。幸亏救兵赶到得及时，才将母女二人救活。这在吕碧城的心灵上又留下一道深刻的伤痕。

1903年，吕碧城想去天津城内探访女子学校，被保守舅父严辞骂阻，说她不守本分，要她恪守妇道，年轻气盛的吕碧城，一怒之下，下定了不再委曲求全、苟且度日的决心，第二天就逃出了家门，只身“逃登火车”，奔赴天津。不但没有旅费，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一个富家女子独自出门，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而此次出走，正是吕碧城登上文坛的开始，也是她与各界名人交往的开始。

身仅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赴津的列车中，幸遇好心人佛照楼的老板娘，将其带回家中安顿下来。当得知舅父署中方秘书的夫人住在《大公报》社，吕碧城便给方太太写了封长信求助。此信巧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所见，英敛之一看信，为吕碧城的文采连连称许。不仅如此，英敛之亲自前往拜访，问明情由，对吕的胆识甚是赞赏，邀吕到报馆内居住，受聘为《大公报》第一名女编辑。

1904年到1908年，吕碧城借助《大公报》这一阵地，积极地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而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词，她结识了大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领袖人物，与秋瑾尤其交好。

1904年5月，秋瑾从北京来到天津，慕名拜访吕碧城。两人此番相会不足四天，情同姊妹，订为文字之交。两位新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成就了一段“双侠”的传奇。

吕碧城连续发表的鼓吹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动了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侄李经义等人纷纷投诗迎合，推崇备至，一时间，京津文坛，形成了众星捧月的局面。她以女儿之身，大方地与男人们交游，唱和诗词，赏玩琴棋，自由出入自古男性主宰的社交场所，谈笑风生，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