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一方面要搞好基础设施，让城市好看。另一方面也要让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沉淀，使自己有内涵。这就如一双袜子，如果少了一只，就会孤单，不再温暖。

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能听到那辆卖簸箕炊的摩托车穿街过巷地用“大声公”叫着熟识的“簸箕炊~~炊”，非常的抑扬顿挫；要不就是时不时听见的“豆花凉粉”或者“薯包籺”的清脆叫卖声，才赫然发现，原来这个城市里也是有很多很有滋味的街头小吃的。所谓的小吃，是相对于主食而言的。主食是填饱肚子的，小吃是解馋的，一个管肚子，一个管心，所以往往一个地方的小吃会比主食更加吸引人。
我看了两届官方组织的美食节，都是些星级宾馆的大厨去参加，而这些所谓的美食，只是满足少部分人的饕餮欲望而已，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所能感受得到的，也就无所谓代表地方特色了。而薯包籺、牛杂、豆芽粉这些这么有特色的小吃，更加草根，更加贴近群众，更能反映这个地方的传统与文化，所以就更能给外来者深刻的印象。
也许是“吃”这个字在中国人的心中实在是太重要，很多原本与吃毫不沾边的事情都能跟吃扯上关系，比如说谋生叫糊口，岗位叫饭碗，受雇叫混饭吃，花积蓄叫吃老本，受到伤害叫吃亏等。而且吃的文化博大精深，单是“四大发明”（粥、粉、面、饭）的种类就够你吃好几年不重复了。所以要统计这个城市里究竟有多少种小吃，基本就是Mission impossible，特别是有“食在广东”的优良传统，就更加无从考究了。
说起高州的街头小吃，很多外出的人都会条件反射般说起牛杂，其实他们更多指的是二中巷口那档牛杂。那档子现在都差不多成为一个图腾了，外出的人过年回来，通常都会吃的两样东西，一个是东门的豆芽粉，一个就是这档牛杂了。据说档主做牛杂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就是靠着这档子牛杂建起了几栋楼。不过档主依然非常小气，叫给多点汤汁都不肯，而且相当的NB，他的牛杂每串就是比别人的贵5毛，却依旧门庭若市。我很佩服档主的记忆力，任凭你多少个人，多么乱，他那有些三角的眼睛一撇，都能准确地说出你这一伙吃了多少串，多少钱，按照高州人的话说就是绝对“戆入冇戆出”的，估计这个本事绝对不是一两天练就的。现在做牛杂的人很多了，不过似乎大家还是对这一档趋之若鹜，有茂名的朋友居然开车上来吃一顿牛杂又回去，近乎疯狂。
从牛杂的价值升降也可以看出人们口味的变化，早些年，大家都刚解决温饱问题，以吃肉为富裕标志的时候，牛杂、牛骨是跟虾蛄、海蜇这些东西一样，没人吃的，基本都是农民拿去沤肥，所以这档子基本等于零成本经营。哪像现在，跟卖牛佬不熟的话基本都拿不到一套完整的牛杂。世事的轮回，往往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外出的人回来会吃的第二样东西就是粉，我把粉也归入小吃类，是因为这个东西影响实在是大，已经超出了解决温饱的范畴，对外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牵挂，一种乡愁了。
粉主要有这么几档，东门的豆芽粉、中山路头的牛腩粉、北街的炒粉、还有石仔岭的牛肚粉，通常都是豆芽粉和炒粉那人最多。我很佩服祖先们的智慧，一样米都可以弄出那么多美食，一种河粉都可以有那么多的吃法。在豆芽粉那里，你可以看到整个做粉的过程，用时髦的话来说就说“透明车间”，跟大众在沃尔夫斯堡的透明工厂是一个道理的。看着米磨成浆，倒进一个托盘里，进去炊一阵子出来就是薄薄的粉了，再卷上豆芽、肉丝，然后切成一截一截的，浇上油料，再淋点任意舀的酸辣醋，口中那涎就无法控制了，酸得掉牙齿或者辣得出汗的时候，再喝上一碗也是任意舀的粥，那过程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不过豆芽粉现在也拓展业务了，也开始做肉粉。都是卷粉，就是里边包的内容不一样而已。它的价格有些意思，豆芽粉是1.8元一条，肉粉是2.2元一条。现在人们通常都不带什么零钱，所以通常都是一条肉粉一条豆芽粉，刚好3元整。
北街炒粉那对老夫妻也是NB的主，他们的店子破破烂烂，估计是油烟太大了，才用些塑料纸封了封屋顶，根本不去维修，店里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到处油腻腻的（不过高州似乎好吃的地方卫生条件都不怎么样，比如说山美的葱油鸡、三角铺、豆芽粉这些地方）。更NB的是，他们的炒粉每天只炒那么多，去迟了就绝对不加了。某年春节期间，和外出回来的同学半夜12点去那想炒点粉吃，去到一看，那店周围停着一堆ABS（广州、深圳、东莞）的车，外加一堆摩托车。桌子都摆出街上了，老夫妻正汗流浃背地炒粉，满屋子油烟呛得厉害。一堆人正猫着腰在低矮的桌子上吃，另一堆人在外边等着占桌子，不知道还以为在广州的酒店等排号吃饭呢。这地方出名只有一个原因：猪油、柴火炒粉，用潮流的话来说就是“原生态”。在人们吃得越来越精细，食品添加剂用得越来越多的今天，一些传统的粗放的东西反而更加值钱，这不能不说是人们对自己开的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