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民众生活除地主豪绅及政府官员、工商富户生活优裕外，城镇居民多靠肩挑背扛卖工或沿街叫卖来维持生活，下级吏属和商号店员均薪俸微薄，生活维艰，一般学徒要待三年期满后始能做工挣钱糊口。农民中七成为农渔兼营户，多以杂粮、瓜菜掺入主食，每年青黄不接或遇水旱灾害时，则靠采摘野菜、野藕、菱角等野生植物充饥；湖区农户住宅多为草舍、菱角棚，渔民则以船为家，平原区住房多为土砖平房；服装一般是男穿对襟女穿斜襟，贫苦民众一年四季穿粗棉土布裤褂，不少人严冬缺衣难以御寒，天雨时常以棕草蓑衣遮身。据三十九之后的《湖北通鉴——1937》记载：“汉川农民困苦，多靠副业、渔业为生，衣着土布，食米麦，住草舍，兵荒水患，村落为墟。”虽有少量土地，但缺乏耕牛、农具、肥料，所收粮食每年仅够四个月食用。因此每年秋后，多携妻挈子赴竟陵、沔阳武昌等地挖藕、捕鱼、拾蚌以维持生计，至春耕时再回家种田，亦有不少农民背井离乡沦为乞丐。从当日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来看，地主所占耕地数量仅为全县耕地总量的百分之十二，低于邻近的汉阳、竟陵等县，地主剥削并不构成当日汉川经济凋敝的主要原因。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仅限于属于天主教派的意大利神捕龙某于同治八年春在喻家集购买民房一栋开办诊所免费治病，向群众宣传教义；属于新教循道公会的英籍牧师步永安于光绪十二年在县城西街建造福音堂传教。
前现代的汉川，光绪廿四年维新派改革变法的群众基础是如此的薄弱，因此其失败不在于是否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也不在于维新派是否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在于当日底层中国的组织系统的普遍性失效。汉川局面的根本性的改变还有待许多年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
公元一九七0年，经过近二十年的治理，汉川水患基本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