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年仅卅一岁的汉章帝突然驾崩,时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他即位伊始,实际上朝政都由窦皇后操纵,国家政治日益腐败。窦氏的跋扈引发和帝的不满,不久年仅14岁的和帝就抓捕外戚窦宪,外戚势力开始衰弱,和帝信用宦官,从此东汉的政治沦为外戚和宦官两股势力的争斗。不过,和帝仍然在政事上非常勤奋,不失为英明之主。元兴元年冬十二月,年仅廿七岁的和帝病逝。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殇帝仅在位8个月就驾崩了。接替即位的是清河王刘庆之子安帝刘祜。他即位早期由太后邓绥临朝理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却也对宦官势力纵容。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安帝亲政,将邓氏家族诛杀殆尽。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听信奸臣,肆意无忌,朝政昏庸不堪,东汉快速衰败下去。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在叶城。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少帝,其在位仅200余日就病死。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弹。阳嘉元年(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死,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即位是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永嘉元年(145年)正月初六,刘炳驾崩,年仅三岁。正月廿五日,梁冀拥立刘缵即位,是为质帝。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结果不久质帝就被毒杀。
本初元年闰六月初七日,大将军梁冀拥立汉章帝之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桓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势力几无边界,他残害忠良,中饱私囊,无恶不作。桓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桓帝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五侯贪婪放纵,终致在延熹九年(166年)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168年),汉桓帝驾崩。桓帝没有留下子嗣,由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灵帝即位之初,就引发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发动政变,外戚势力被削弱。宦官则在永康二年(164年)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而灵帝本人骄奢淫逸,为填补财政公开卖官,朝政腐败。
帝国灭亡
参见:黄巾之乱及曹丕篡汉
数十年的政争以及天灾动摇了汉朝的民生,终于在184年爆发由太平道教主张角引发的黄巾之乱,黄巾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号召数十万民众参与,虽然叛乱不久即告平定,但是东汉朝廷经此一役已实力大减。关键是中央朝廷为了尽快平叛,又将军政权力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各地豪强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已具有强大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
汉灵帝死后,外戚大将军何进和宦官双双火并而亡,终于结束戚宦之争。但董卓掌权后,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改立陈留王刘协,并且焚毁首都洛阳。董卓被吕布诛杀后,经过几年混战,出现把持朝廷的曹操、位于河北的袁绍、位于淮南的袁术、位于江东的孙策、位于荆州的刘表、位于益州的刘焉等势力。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架空汉室权力,消灭各路割据势力,并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最强大的敌人袁绍军队的主力,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罢三公官,复置丞相,曹操任丞相,独揽大权。曹操挥军南征,却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击败,曹操退回北主。不久刘备以荆州为根本,进占益州,曹刘孙三分天下之势开始形成。而在这段期间,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皇帝,真正实权掌握在曹操手中。曹操先是晋位为魏公,不久又晋位魏王。刘备亦晋位汉中王,汉至此已名存实亡。
建安25年(220年)春正月庚子,曹操去世,其世子曹丕继任汉丞相,袭封魏王。同年十一月,曹丕迫汉献帝“禅让”帝位,东汉结束,汉朝国祚也正式告终,三国时代正式开始。
5 帝国军事
征兵制
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在地方服役,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在本郡服役,划分兵种,加以训练。屯戍各分为两种:在京城或王国都城屯戍的称“卫士”,在边郡屯戍的称“戍卒”。服役期满后,役男即可返乡,不过仍有随时应召服役的义务。兵役之外,还有繇役,即每年为郡县政府服力役一月,服役者称“更卒”,同样也是五十六岁免役。
京师的驻军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和官署,另一支为北军,屯驻于三辅地区保卫首都其他地区。它们名称的来源,是汉的长乐宫、未央宫等宫,都在长安城的南部,故宫廷卫军集中于城南,守城军队的重心则在城北,因此有南北军之称。所谓卫士,即是指南军士兵,由三辅以外的各郡役男轮番充任。但卫士是有经过选拔的,并非所有的役男都当卫士,不充卫士的则当戍卒。北军的士兵,则由三辅的役男轮流担任,可能即是服正卒役。至于王国的卫士,则只在本国首都服役,不须屯戍京师。屯边的戍卒,大都是关东人,此外尚有少数当地人;他们在边塞城堡中,担任守望的工作。
服正卒役的役男,由各县集中于郡,划分兵种,给予训练。当时的兵种,主要有四种,即步卒、材官(精选的步卒),骑士、楼船士(水兵)。兵种的确定,皆依照当地的环境来做为标准。如西北产马,则当地役男多编为骑士;平原及山地区(如巴、蜀、三河、颍川诸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步卒和材官;东海沿海及江湖附近地区(如庐江、丹阳、会稽等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楼船士。此外还有一种车士,多用于丧仪。各郡的正卒统属于太,而由都尉指挥监督,每年八月,由太守,都尉会同各县令长承尉一同检阅,评定高下,名曰“都试”。都试的科目,以射为主,并加试其他技术。靠水的地方,则作水师演习;边郡地方,则由太守率领马队巡行塞障。正国的正卒,则统属于相,而由中尉率领。
编制与调发
汉朝军队的编制,可分为三项:一是京师驻军的编制,二是边郡亭障的组织,三是战时的统率系统。
京师驻军有南北军之分,其任务也不相同,南军由卫尉统领,守卫宫城。官城以内各殿舍的守卫,则以卫郎担,由郎中令统领。卫郎虽属南军系统,但其份子并非从各地的役男中抽调而来,而多半由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有军官的银家子,郡国推举的孝廉的博士弟子员等来充任,此外还有不少富人子弟。这个集团可以说是皇帝最亲信的卫队,也是未来将相大臣的储备所。武帝时,于南军增置羽林、期门等兵,为皇帝的随从护卫,由光禄勋统领。
屯边的戍卒,多在边防工事的亭障中服役。亭的防御设备有用土做成的高墩,为四方或六角形,上有通信用的旗杆。士墩叫烽台,又叫堠;四围有墙叫坞,坞高约合市尺一丈乡右,每边长五丈余。烽台和坞合称为燧。发现敌人时,则于烽台上点燃烽火,敌人逼近,则据坞以守。两亭之间,相距约十里。每隔三亭以上,有特备公务人员食宿的“传舍”,设于亭的附近。备有传舍的亭的,称都亭。障较亭为大,亦有围墙,可容二百人,也可以放烽火。亭多设于长城以外,障多设于长城沿线。障的首长为障尉;燧有燧长,由亭长兼任;均受太守、都尉的指挥。
至于军队的调发,其权掌握在中央政府。国家有事,由中央下令调兵,太守发兵,而由都尉率领;至于中央下令时所颁的信物,高祖时用羽檄,是一块长一央二寸的木偶,上插羽毛,表示疾速。文帝时,以虎符及竹使符调兵,虎符是铜制的虎形,竹使符是五寸长的竹片,上刻篆书。两种符都是分成两半,一半存于中央,一半存于郡国,中央欲调某一郡军队,则派使者持符前往征调,太守勘验属实,然后指挥军队出发。但这办法只限于内部,边郡因应情形特殊,太守有自行发兵之权,汉代太守对军事所负的责任很重,如有过失,会被弹劾为“乏军兴”,其罪重则死,轻则免。
募兵制
汉代的募兵,是东汉征兵制破坏后才普遍施行的,但早在西汉武帝时,那时便已经兼用募兵。当时对外战争频仍,征兵不敷使用,因此必须于征兵之外,再另外招募,八校尉的士卒,就是招募来的。此外,武帝也曾利用大量的刑徒及恶少年从军。武帝以后,募兵事由更为常见,有时甚至招募异族为兵,例如宣帝时代的羌骑,就是招募羌人组成的骑兵。
东汉光武初年,鉴于多年水旱为灾、连年战争造成户口锐减,决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从建武六年至建武二十三年,共计五次罢省郡国兵。虽然百姓仍有随时应召当兵的义务,但平时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因此士兵素质大为降低。此外郡都尉也因节省军费而停止执行训练,各郡国的役政,乃陷于停顿状态。但这种情形只限于内郡,边郡则不废都尉和都试。这种情况从光武帝之后,便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政府不得不募兵来临时补充兵源。再来官部郡征兵机构的撤销,虽然东汉法律有征兵的条文,但有事时临时征兵远不如招募来得方便,因此征兵的事,很少实行。灵帝时,黄巾乱起,屯兵不足以应付,因此大举招募,皇甫嵩、朱俊等人的平乱军队中,便有大量的募兵。其后大将军何进也会招兵买马,以制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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