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馆暴动

魏玛共和国初期，由于共和国的宪法是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因此这个共和政府被称为魏玛共和国。此时的德国经济十分困难。接受凡尔赛和约之后，德国要支付巨额赔款。法国为保证得到赔款和在德国面前有一种安全感，便出兵占领了德国大部分地区，虚弱的德国政府无力抗击，只能实行消极抵抗，结果导致德国发生了空前的通货膨胀，货币体系瓦解，经济陷于崩溃。希特勒把发生这次灾难的原因都归罪于魏玛共和国和凡尔赛和约，归罪于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后古诺政府发起的这场耗尽血本的消极抵抗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只好垮台，由施特雷斯曼继任总理。新总理一上任，立即宣布结束这场斗争并准备愿意恢复赔款同法国达成了和解。但施特雷斯曼的这两项决定却遭到了死硬的保守派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所有的极右派民族主义团体的抗议，而这种抗议运动主要集中在巴伐利亚邦。那里的分裂主义势力企图举行暴动，对抗柏林政府。敏感的希特勒看到这种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的形势，正是他推翻共和国的良机。他要以巴伐利亚为跳板，攫取全国政权。[6]

鲁登道夫与希特勒[5]

10月，巴伐利亚和柏林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希特勒决心利用这一矛盾，他要求巴伐利亚邦政权趁柏林尚未向慕尼黑下手之时，就向柏林进军。希特勒自认为时机对己有利，他执意要效仿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的榜样，着手策划“向柏林进军”，以建立由他个人施行独裁的专制政权。但巴伐利亚邦政府头目优柔寡断，无意按希特勒的意愿行事。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邦政府三巨头等要员在慕尼黑南郊的比格布劳凯勒啤酒店举行集会，希特勒乘机率领其600名冲锋队员，强行冲入会场，并首先向天花板开了一枪。接着希特勒在戈林、赫斯等人的簇拥下登上讲台，高声喊叫道：“国民革命已经开始，大厅现在已被包围，任何人不得擅离一步！”“如今巴伐利亚政府已经崩溃，我从现在起就是全德意志的领导者！”但希特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劫持巴伐利亚领导人搞政变的企图以失败告终。然而希特勒并没有死心，次日，他又跟被迫参与其事，一心要建立起军人专制政权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商讨对策，决定在慕尼黑进行示威游行，以扩大宣传和唤起士兵与居民的支持。于是希特勒与鲁登道夫一起率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从啤酒馆向慕尼黑进军。因其错误的指挥导致其放走了巴伐利亚的政治三巨头，三巨头后宣布起义无效，他们随即遭到了警察的镇压，16名纳粹党徒被击毙，希特勒则逃离了现场，但11月11日在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别墅被逮捕入狱，随后政府下令禁止纳粹党，封闭纳粹党报。至此希特勒苦心策划的“向柏林进军”的夺权尝试，就这样失败了。[7] [9]

重建纳粹

希特勒从啤酒馆暴动的失败中悟出了自己的道理，即不能通过政变去剥夺台上统治者的权力，相反只有通过与他们的合作才能取得政权，要充分利用共和国宪法所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去攫取政权，铲除共和国。于是，在他出狱后的1925年1月4日，拜访巴伐利亚总理，承认1923年的政变是一个错误，并保证今后一定循规蹈矩，遵纪守法。邦总理遂由此产生一种印象：这头凶猛的野兽被“驯服了”，人们可以松一下绷紧的弦了。这样，在2月份，巴伐利亚政府就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2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正式复刊。2月27日纳粹党正式重建，希特勒又获得了独裁元首的身份，但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说。[6]

纳粹德国的宣传海报：希特勒拯救德国人民

这时的德国由于实行了货币改革，美元资本陆续流入。故而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内政局趋向稳定。这对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是十分不利的，这以后可以说纳粹运动进入低潮。但希特勒并不为自己政党的弱小而气馁，他仍不屈不挠，不丧失希望和信心。他一方面利用这段不能公开讲话的时期，专心致志地写作《我的奋斗》的最后部分，思考纳粹党和自己的前途，另一方面又充分施展自己的组织才干，在纳粹党里建立了一套错综复杂的党内机构。为了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群众，希特勒还陆续建立起一批群众组织。希特勒事必躬亲，过问党的一切细小决定。就这样，到了1928年，纳粹党逐渐变成了一个“拥有一批具有接管政府事务能力的干部的政党”。而且纳粹党的信徒们都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信念，把他们的元首视为众望所归的决策人物。只是由于这时没有适宜的气候，它的内部力量与自身团结尚未显露锋芒，因而普遍被外界忽视罢了。此外，在经过了相当的困难之后，希特勒又把冲锋队改组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万队员的武装团体，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一般地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希特勒又建立了党卫队，并要求他们特别宣誓效忠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