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先民覆面葬俗之缘由
幼年时，每遇谁家办丧事总会看到死者脸上遮盖着一张麻纸，伴随着阵阵惊天动地的哭嚎，多少让孩提时代的我感到恐怖。后来做了多年的考古二作，挖掘了数以百计的坟茔百冢，逐渐少了些胆怯，多了些求知欲，了解到在那个悲恸的场景里，遮盖死者的面部原是一种古老的葬俗，而用来遮盖的物件，考古学上也有专门的名词，叫做“覆面”。
覆面的形式，随时代的推移，死者身份、地位多种因素的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我国内地的考百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有用空陶碗片覆盖死看面部的现象。东周西汉时期一些达官显贵死后脸上常盖以用不同形状的玉片串连形成的人面形覆面。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面部则盖着一张绛锦帕。
西域的古葬俗自丝绸之路开辟后，受到内地葬俗的强烈影响，自汉至唐，死者面部普遍覆盖的是一种丝、毛、麻、棉质地的布帛覆面。这种覆面多为长方形，有大有小，小的刚好盖住人的脸；大的连头顶及整个前胸都被罩盖上特殊形制的布帛覆面。在20世纪50年代发掘出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
墓中的覆面形状是：顶部向后折，两边幅用线连缝，很像个帽套。布帛覆面的用料与死者的身份地位关系密切。普通百姓死后身穿粗布袍衫，赤贫者裸身仅靠残毡遮体，所用覆面只是随意剪下的一块平纹毛布或麻布(棉布很少)，边缘不加镶缝。统淮阶层、富贾显贵死后锦衣华服、随葬丰厚，覆面自然十分讲究。1995年发掘的著名的尼雅汉晋贵族夫妇合葬墓令人瞩目，男女死者所用覆面均以织工精巧、色彩鲜艳的高档丝织品??锦为面料，边缘加缝大红绢边，端头缀两带系在死者脑后。文献记载说：“锦，金也……其价如金。”能够使用拥有如此精美的大幅织锦，尼雅贵族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
阿斯塔那晋唐墓中常见用七拼八凑的碎锦片缝成覆面，也说明华贵的锦料在当时得来不易。
在众多的覆面中，立体的面具又别具一格。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罗布泊之西的营盘发现了一具令海内外震惊的东汉晚期男尸。男尸面部罩盖一件保存完好的面具，长约25厘米，额部贴置金箔宽带。面具用层层麻纸糊成，鼻部凸起，墨线勾勒眉线，八字胡，朱色涂唇，神态安详、沉静。20世纪70年代在巩乃斯河南岸出土了一件10～13世纪时的石面具，大小与营盘面具差不多，但造型抽象，这件面具的底部边缘经过修整，可能也是覆盖人面部之物。
那么，人死后为什么要以物或特殊的覆盖物覆盖面部，其所包含的文化蕴意又是什么7和大多数学术问题一样，这些疑问自然也不止有一种推测。众多说法之中，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为了防止灵魂出窍，让灵魂有归，魂守其舍。此说旁证丰富，例如：辽宁盖县一东汉砖室墓，墓壁上清晰地刻有这样几句话：“……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万岁之后乃复会。”其意非常明白，生者告诫死者的灵魂，老老实实呆在棺材中，不要到处游荡，万年之后再相会。用这种“万年之约”安抚亡灵和用覆面遮盖死者面部，方式不同，但目的却是完全一致的。
丝绸古道上的玻璃
长期以来，学术界人士认为古代的中国人不懂得玻璃制造技术，中国的玻璃是从埃及传入的。对此说法，新疆古代玻璃研究专家、自治区考古所副研究员张平在他即将出版的论文《新疆玻璃考古新资料的发现研究》中，用“玻璃之路”形象地说明了丝绸古道上的玻璃交易情况。同时，也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我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的历史之门。新疆考古界对丝绸之路上的玻璃研究始于1978年克孜尔墓葬群的发掘。当克孜尔墓葬被打开之后，出现了许多珠饰。当时张平以为是玉器，他通过仔细观察，发现珠饰竟然是玻璃珠。从此，张平和丝绸之路上的玻璃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人们对玻璃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贝格曼等，先后在营盘、楼兰、瓦石峡等地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珠、玻璃器皿以及残片。斯坦因认为营盘出土的玻璃制品具有典型的西方类型特征，应该是1～4世纪的罗马产品；斯文?赫定认为楼兰出土的玻璃残片和玻璃珠饰是罗马东部产品；贝格曼对瓦石峡发现的铅制玻璃料的小乌以及绿色质地很差的半透明玻璃器皿残片进行研究后发现，它极有可能是当地生产的玻璃制品；我国学者黄文弼也曾对新疆出土玻璃进行过研究。
近年来，新疆考古界先后在多处遗址或墓葬发掘出土了不同时期的玻璃制品，研究显示，其中既有外来玻璃，也有中原玻璃，还有相当数量的本地玻璃制品。1985年，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就出土了大量的玻璃器物，包括一件罕见的淡绿色玻璃杯，后来经过实验室测定，出土的玻璃成分属罗马、萨珊玻璃。
罗列发现玻璃制品的遗址和遗迹，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个现象，环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两条有意思的玻璃分布带。一条大致为米兰—瓦石峡—且末—民丰—尼雅遗址—于田县—策勒县—洛浦县—和田—莎车；一条为库尔勒—轮台—库车新和—拜城—阿克苏—巴楚—喀什，而这两条线恰好就是丝绸之路的南道和中道。
2002年，在北疆额敏县发掘的一处约为公元前700年至前500年的墓地中，出土了大量玻璃珠饰，填补了丝绸北道(草原丝绸之路)的空白。
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我国的丝织品是通过新疆输入到中亚、西亚、叙利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同时地中海、伊朗高原及丝路沿途的“殊方异物”也不断“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经新疆进入到中原。其中，西来的玻璃则是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货物之一。随着玻璃制品传入中国，制造玻璃的技术也传入到了中国。
其实我国在西周时期，在冶炼和制作陶器的过程中就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瓷器表面的釉。那么为什么还有中国玻璃西来之说呢？
目前中外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观点是，我国工匠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已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但他们把注意力投入到瓷器方面，从而创造了辉煌的陶瓷文化，而西万则把主攻方向放在了玻璃方面。
另一方面，我国古代玻璃的主要成分是铅钡，烧成温度较低，虽然玻璃成品绚丽多彩、晶莹璀璨，但易碎、透明度差、不适应骤冷骤热，只适合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礼器和随葬品，用途小，因而发展缓慢。而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器物的化学成分，则主要以钠钙为主，克服了“铅钡玻璃”易碎、透明度差、不适应骤冷骤热的弱点，因此这种玻璃的用途和生产量都远大于中国古代玻璃。
随着水上交通日益发达以及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当西方“钠钙玻璃”传入中国后，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这类外来品与中国“铅钡玻璃”在形状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以致中国人不知道它们是同一类物质，从而越来越多的人把精力和目光都集中在“洋”玻璃上。
张平说：目前，新疆丝路玻璃资料仍处在考古的积累和收集阶段，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进行，有关丝绸之路上的许多谜团都将得到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