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是明代中叶开始出现的一个特定的地域概念，是指东至山西河曲，西至宁夏，西、北、东三面距河，南至边墙的地区。明中后期，鄂尔多斯部蒙古游牧其间。清代是伊克昭盟（以鄂尔多斯部为主体）七旗的游牧之地。但自清初以来，因该段黄河河道发生变迁，沿河出现了一些易出易入的地段。所谓后套地区，就是因该段黄河的支经倒置而从古河套区域内分割出来的一块。民国以后，河套地区逐渐被纳入同内地一体的统治体制，并恢复河套名称。然而，从此开始的河套概念无论在内涵、外延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出现了河套、后套概念相互替代的情况。河套概念所指也有了“古称”和“近意”之分。考察河套地域及其概念的历史演变，对于河套、后套地区史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明代河套

《辞源》中解释：“套，地之弯曲处。如河水弯曲处称河套。”《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河套是指“围成大半个圈的河道。也指这样的河道围着的地方。”又解释说，河套是“指黄河从宁夏横城到陕西府谷的一段。过去也指黄河的这一段围着地区：现在则指黄河的这一段和贺兰山、狼山、大青山之间的地区。”可见，自古至今河套概念已经有了“古称”和“近意”的区分。

“河套”名称的由来，《明宪宗实录》载：

河套在陕西黄河之南，自宁夏至山西偏头关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其中，后以阔远难守徙而弃之。（成化九年十月壬申）。

梁份在《秦边纪略》一书中也写到：

河套本中国地，古未有河套之名也。自明筑河套、榆林之长城，弃其地于外，而河套以名。

以上说明，河套地区的自然形态虽然自古就已形成，但是以河套命名该地区，则是从明代开始的。“河套”名称的出现，与明代中叶北元汗汗统下的蒙古各部、即汉译中的“北虏”向漠南地区迁徙有关。景泰五年（1454年）北元内讧，也先被杀，“北虏”纷纷南下。北元太师孛来于景泰七年率部入套。之后，孛来、阿罗出部出入河套，屡犯明边。成化元年（1465年）又有毛里孩入套。自成化六年（1470年）始，加思兰、孛罗忽和满都鲁等也出入河套，冰封入套，河冰解前出套。成化六年以后，“北虏”长期住牧于河套，明方则试图阻止其住牧于套内和收复河套。“搜套”、“议复套”便成了明廷的议题之一，河套名称遂见于史册。明天顺二年（1458年）就出现了“有自虏中还者言，孛来部下二千余人尚在黄河套里潜住”这样的记载，这个“黄河套里”，无疑指的就是河套地区。到成化六年（1470年）时，明朝宁夏巡抚的报告中出现了“河套”名称（在民间这样的称谓或许更早）。文中称：

近虏酋阿罗出率众潜住河套，动以万计。射猎以为生，水草以为居，无仇敌之忧，有寇窃之利。

古称河套的地域范围：成化八年（1472年），陕西巡抚余子俊筑长城，起于黄甫川，止于定边营之西；及王琼代为巡抚，筑长城，东起花马池，至止横城堡，明朝与套内蒙古在陕西北境内的边界和与宁夏相邻的边界依所修筑之边墙被确定下来，河套自此成为南以明筑长城为界，东西北三面距河的一个特定的地域概念。对此，梁份在《秦边纪略》中写到：

河套在宁夏之东北，而榆木山（该文［校勘·注］：“今本作榆林”——笔者）之北也。其地东距黄河则山西之偏头关，西距河则宁夏卫，延长二千里有奇。长城限其南，其三面有黄河之阻，其广或八、九百里，狭隘一、二百里。

二、清代河套

河套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就已经变成了北元蒙古鄂尔多斯部的游牧区域。天聪八年（1634年），随着后金贵族对林丹汗的胜利，鄂尔多斯部诸台吉归附后金，并被安置于原地游牧。顺治六一七年（1649—1650年），清政府在鄂尔多斯部编立旗分，鄂尔多斯部初被编为6个札萨克旗，自为一盟。乾隆元年（1736年），又从鄂尔多斯右翼前旗和郡王旗中再析分一个旗——札萨克旗，至此鄂尔多斯部被析分为7个札萨克旗，直至清末没有变化。鄂尔多斯部在编立旗分之初，并没有随及明确划分各旗旗界。直到乾隆四一五年（1737—1740年），清延才正式划定七旗边界，鄂尔多斯部七旗游牧之地，被明确划定在古称（明代）河套的范围之内。

清政府按照内札萨克旗体制对鄂尔多斯部实行特殊统治，虽然鄂尔多斯部的游牧区域被严格限定在了明代河套的范围内，但清朝官方已经不再以“河套”称谓这一地区，而是以前缀“伊克昭盟”或“鄂尔多斯”来称谓。“伊克昭盟”或“鄂尔多斯”遂被赋予了地区名称含义。

清代，环绕鄂尔多斯部游牧地西、北、东三面的黄河河道，在其西部、西北部和东北部，都发生过局部的改道变迁。特别是西北部地区黄河河道支经位置的变换，造就了一个被称之为“后套”的地区，在该地区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黄河流经今后套（也称“河套”）地区，自古就歧为“南河”和“北河”。其中始终以北河为经流，南河为支流。清初，随着乌兰布和沙漠的不断东侵，北河渐趋淤塞，南河代替北河成为经流即今日之黄河，黄河以北、阴山狼山以南形成的巨大套区，就成了今天的后套地区。谭其骧所言：“精确言之，三面距河者乃明代情形，入清部界仍旧，而‘北河’（广义）已有两段改道，故北面部界与河套已不尽相符”，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变化。对此，张维华曾做过精辟的概述。他说：

河套之地，古无定称，……及至明之中叶，于陕北之地，起筑长城，东起黄甫川、西至宁夏，以遏套虏，于是河套与内地之界限，划分始清。大抵当时河套范围所及，东至山西河曲，西至宁夏，东西二千余里；南自榆林边墙，北抵黄河延故道(即今阴山下之乌加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十里；总计面积，周回约五千余里。黄河流经河套，自古即歧分为南北二枝，……河道虽歧分二枝，然终以北河为正，古人所称黄河者，大抵即指北河而言。清初乌加河（北河）上游淤塞，旧道淤废，南河遂成正流。自此而后，河套之地，划分而二，其在黄河以南者，谓之前套，其在黄河以北者，谓之后套。后套之地，界于黄河（南河）与乌加河之间，而自乌加河北至阴山之陕窄地带，普通亦计入其内，计其面积，约当今安北临河五原三县之地。

三、民国时期河套认识的变化

河套概念含义由“古称”到“近意”的变化，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清代河套、后套地区是鄂尔多斯七旗的牧地，是清延实施特殊统治的区域。在这块土地上各旗之间自为政，互不统属。但是，随着各旗不断扩大的招民开垦，到清末时后套等地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农业开垦前景和战略优势。所以在进入民国以后，把河套、后套纳入统治体制，移民“实边”、全面“开发”，便成了民国上下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官方和学界都掀起了调查、考察和研究河套的热潮，河套地区概念也重新得到了恢复。但是，人们关于河套的认知已经与从前变得大不相同。

民国时期，开展最早、调查范围最广、涉及内容丰富的一次河套调研活动，要数于民国八年潘复主管全国水利局工作期间指派冯际隆等对河套地区所做的调查。此外还有顾颉刚等创办的《禹贡学会》组织进行的调查研究。冯际隆等所做的调查内容，经增删修订后，于民国十年成稿并定名为《河套新编》。潘复在为该书原稿所作的序中，简要说明了该调查稿件成为书稿并确定书名的情况：

乾隆七年商邱陈执夫先生履中分发宁夏时所纂河套志六卷，益有据依。今年冬稿成，为志二、为表一、为考七、为记四，殿以河套渠垦计划书一篇，都十有五卷。其自汉以来迄今有关河套之秦议碑记杂文，则引入外编，定名曰河套新编。

从《河套新编》一书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民国时期与明朝时期在河套认识上的连续性以及不同之处。从连续性上看：首先，表现在河套名称使用上的连续性。其次，是在河套地域范围认识方面的一致性。如吴丰培在《河套新编》一书即将影印出版之际为该书所作的《识》中写到：

河套及内蒙古南部，即鄂尔多斯一带等地，其域东西北三面距黄河，南限长城，故称之为河套……

从不同方面来看：这份报告在河套认识方面又并不局限于“古称河套”，而是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使“河套”的认识和研究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次调查的最显著特点是，突出了“开发河套”这样一个主题。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调查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河套的地理、历史沿革、河套内黄河及诸水、诸山、军事地位，到具体的渠工、垦务、农林、交通、工商等作了较全面的调查。特别是在“畜牧”一篇中，专门记述了“西通垦牧公司”初期的运作情况，介绍了他们如何走农牧结合发展的路子、如何科学养牧等新的思想和计划。这些对改革河套传统的畜牧业经营方式，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二）含有综合治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设想。如潘复在该书序中说：“若开套引河，施井田沟洫坡障其中，则西河以上游波得宽缓，复置林麓于贺兰阴山及汾沁泾渭诸源，使沙得滞流，土脉凑润，下游可减潼激之患，河务乃得徐而理……”冯际隆也在序中称：“潘公以为河套之利在渠垦，渠垦之兴替，允足以消息黄流之盛衰，此次勘查之本旨。”由此可知，潘复调查的目的，一方面要通过开垦套地、开挖渠道和输导河水，以减轻或减少河水对下游的危害；另一方面要通过在中游黄河两岸实施植树等生态建设工程，以减少黄河的泥沙带入量，克服下游黄河的淤积，以避免下游的河患。总之，要把开发河套、综合治理黄河中下游流域结合起来。（三）从开发角度所讲的“河套”同“古称河套”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有了很大不同。如在调查的范围上虽然仍沿用了“河套”概念，而实际考察的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古称河套”的范围，由此，河套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有关河套范围。蒙思明说：

河套的开垦……西面则以宁夏一带为中心，是普通所谓的西套。其次就是大青山的南麓滨河南北一带的土地，这是历代开发河套的中心，因为那正是西北边陲的冲要地带，又因为黄河在那一带分成南北二支，二支中间的原野，成为最肥美的最易开渠浇水的地带，这是俗称的后套。再其次就是归萨和抚清等县的地域，虽然大部分在黄河以外，可是与河套的关系极密切，常被认为河套的一部，即是今人俗称的前套。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则写到：

西山嘴以西至磴口县一带俗称后套，东部叫三湖河平原，西部叫后套平原，总称为河套平原。

用河套概念仅指后套地区。除前引孙金铸文外，民国时期就有“河套平原（指五原临河等地而言）”这样的表述。还有：

大河跨其南，故道五加油循其北，形成二河间之平原，即所谓河套也。

1949年绥远九·一九起义时，河套范围是南至黄河，北至阴山，东至大佘太，西至太阳庙，包括了当时的五原县、安北县、晏江县、临河县、米仓县、狼山县和陕坝镇，隶绥远省绥西行署管辖。1954年，绥西专署改为一级政权的河套行政区。之后，河套行政区虽然不久被撤销，但是当地人已经习惯上把这一地区（后套地）称之为河套。目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此已形成共识。

关于前套之地域所指。除前面所引蒙思明文，称“归萨和抚清等县的地域，……即是今人俗称的前套”之外，《河套新编》中写到：

后套在前套之北南北两河之间，初华人出塞垦荒，先至河套，转碾外徙，以先至之地为前套，后至之地为后套，如今人言大青山之北为后山，即此意。

综上所述，进入民国时期，虽然仍沿用河套概念，但是其内涵和外延所指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从水利条件和农业开发区域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从同类型地理单元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等出现了多角度研究河套的局面，河套也因时代而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但与此同时，这给今人全面、完善地认识历史上河套地区的发展、演变等，也带来了困难。因为历史上的河套，是西、北、东三面距河，南界长城的四至明确的广阔地域，而民国以来所谓河套者，则���要指这一带沿黄河的一些农业地区，甚至用来专指后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