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地区的大部分地方，秦时属九原郡、云中郡，两汉时属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秦汉时期，这一地区承载着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历史文化使命，为统一的汉文化的早期形成和初步发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讨论河套文化在秦汉时期的面貌和作用，不仅对于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有典型性的意义，对于深刻认识秦汉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也可以体现出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 军事争夺的焦点

早在战国时期，河套地区就已经成为赵国、秦国和匈奴三大强势军事集团瞩目的焦点。1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曾经“游之北河”。

赵武灵王也曾经亲临此地，并策划进而南下攻秦。

秦灭六国之后，这里成为实现大一统的秦王朝国防建设的重心地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以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四年（前213），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

三十五年（前212），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益发谪徙边。……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所谓发戍，“西北斥逐匈奴”，“城河上为塞”，“筑亭障以逐戎人”，“筑长城”等，都指出北边防御的加强，是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河套地区为重心的。而直道的开通，确实是连通了统治中枢地带和北部边防之要害河套地区的联系，其军事意义是明确的。4长城和直道构成了一个“T”形的结构。这一结构，既有防卫意义，又有交通意义；即有军事史的意义，又有文化史的意义。这一结构的中心交点，即长城与直道的相交处，正在河套地区。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病逝在沙丘，载有帝王灵柩的车列经行北边，转由直道返回咸阳。推想这是秦始皇生前确定的巡行路线。车队所行，是经过河套地区的。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末，“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河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冒顿时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这一情形，直到卫青出击河南，方才得以扭转：“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汉军重新“因河为固”之后，朔方就成为抗击匈奴的主要基地。朔方置郡，是采用了主父偃的建议。5朔方城的修筑，以平陵侯苏建为总指挥。6

《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匈奴入五原，杀太守”。这是匈奴再次侵入河套地区的记录。此后又有征和二年（前91），匈奴入五原，杀略吏民。征和三年（前90），匈奴入五原。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10），曾经有亲率18万骑兵巡行北边，向匈奴炫耀武力的举动。（史记·匈奴列传）：“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史记·封禅书》：“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太一。”《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汉武帝“巡边垂，择兵振旅”，“行自云阳，北历上郡”，所谓“至朔方”，“北巡朔方”，都指明汉武帝的车列和大队汉军铁骑曾经来到河套地方。

还是在这一年，汉武帝竟再一次行历直道，抵达河套地区。《汉书·武帝纪》记载：“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九原，归于甘泉。”也许《史记·蒙恬列传》所见司马迁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就是指这一次随汉武帝巡行的经历。

《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政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这是匈奴最后一次冲破长城防线，进入河套地区。

《艺术类聚》卷六引汉杨雄《并州箴》曰：“雍别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泾流。尽兹朔土，正直幽方。7自昔何为，莫敢不来贡，莫敢不来王。8周穆遐征9，犬戎不享。爰藐伊意，侵玩上国。10宣王命将，攘之泾北，宗幽罔识，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难，毙于骊阿。11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颠，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执纲。”所谓“雍别朔方，河水悠悠”，“尽兹朔土，正直幽方”，明确指出了河套地区的地理形势。而所谓“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则警告地方行政长官应首先明德，其次方可用兵。实际上，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河套地区除了作为汉匈军队长期激烈争夺的主战场之外，又曾经是民族文化之间角逐、较量的主要竞技场，同时也是广阔的经济和文化表演的舞台。

二 经济开发的新区

秦及西汉时期，北边新经济区的建设受到特殊重视，农耕经济区与畜牧经济区的分界曾经逐渐向北推移。秦始皇时代已开始组织向北边移民，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以“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读“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徙谪，实之初县。”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所谓“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正是以河套地区作为开发的重心。

西汉仍多次组织移民充实北边。汉文帝曾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前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元狩五年（前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12《汉书·武帝纪》记载：天汉元年（前100）秋，“发谛戍屯五原。”《汉书·地理志下》说：“定囊、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所说地域，涉及河套平原。

《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曾经说到当时“募民徙边”，在所谓“胡貉之地，积阴之处”建设农耕生产基地的措施：

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改变当地所谓“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情形，打破“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的传统经济形式，推广中原农耕为基础的经济文化，需要有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时，政府鼓励性的组织管理形式也为这种地区经济形式的转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这种转移过程又体现于《汉书·地理志下》的如下记述中：“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农耕经济发展至于“风雨时节，谷价常贱”，除内地移民带来农业技术之外，又有“吏民相亲”，生产关系“有和气之应”，“政宽厚，吏不苛刻”等因素的作用。这一过程，就河套地区而言，早在秦始皇时代已经完成了。虽然此后又有反复，根据晁错的设计，新经济区的移民，又有更为成熟的组织形式。总体来说，朔方郡的开发，对于河西四郡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

《史记·匈奴列传》说，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

《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武帝塞瓠子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在各个地区之中，“朔方”位列第一。《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3

司马迁也首先说到“朔方”，这一情形应当不是偶然的。以水利建设为基础的农耕经济，曾“稍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与牧业区之分界逐渐向北推移。据《史记·平准书》，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令“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率六十万人戍田之”。

西汉时期在北边的屯田，有些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在放弃之后甚至导致了生态条件的严重破坏。14然而河套地区的农耕经营，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表现出有目共睹的经济作用。

河套地区在秦汉时期的开发，是在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实现的。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他还认为，军队的历史对全部的历史有非常明显的概括意义。15从这一角度理解河套地区战争背景下的经济进步，以及农耕生产的技术水准和管理形式，可以得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农耕经营的成就，在中国农垦史、水利史、边疆地区开发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三 汉军远征的基地

汉王朝取得河套地区的牢固控制之后，即以此为基地多次发起对匈奴的远征。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元朔五年（前124）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得右贤王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据《汉书·武帝纪》，元朔六年（前123）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斩首三千余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属于河套地区的云中作为休整地点。元鼎六年（前111）公孙贺出九原二千余里。河套地区已经成为出击匈奴的主要军事基地。

另一次以朔方为基地的远征匈奴军事行动的记载，即《史记·匈奴列传》所说，“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然而这是一次失败的记录。事在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2）。太初三年（前101），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外数百里，远者千余里。16

《史记·匈奴列传》褚少孙补述：天汉四年（前97），“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骑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征和二年（前91）及征和三年（前90）匈奴入五原，李广利出五原，后元二年（前87）匈奴入朔方等，也都是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我们读史时，往往“赞叹”有些历史阶段之“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其中就包括“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17汉军北进攻伐匈奴的战事应当受到关注，原因之一，还在于悠久的汉文化在古老而稳重的历史中，表露出更多的沉闷而消极的倾向。回顾数千年的历史，中原民族在秦皇汉武时代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并不是始终都十分突出。这种值得我们珍视的民族精神，曾经在河套地区闪射出耀眼的历史光辉，也是河套文化研究者不能不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