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秀友李莹，能力秀，我为家乡代言，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著名人物“关中三李”之周至李二曲。

李二曲，(李顒），（1627--1705） 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

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继晚周以后的又一个辉煌时代，当时的一批著名学者如王船山（夫之）、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颜习斋（元）、李二曲（颙）等，足以与先秦诸子比肩。这一代思想巨匠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使得古典中国文化可以与西方文化衔接起来了，他们实际上为吸收西学奠定了本土的文化基础，成为文化革新的起点。李二曲作为此一时代文化巨匠中的一员，以其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经世观念，为迈向近代的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二曲集》简介

《二曲集》中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概括言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宗陆王心学并糅以程朱理学精神的“学髓”说　《二曲集》卷二的《学髓》，是一篇很著名的教育哲学著作。所谓“学髓”，就是学术的真髓，亦即学术最切要的宗旨。这篇论著是李颙给门人的讲学录，由门人记录整理而成，有图有说，而图是李颙自作的。这部《学髓》有图有说，体例有似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其书分两部分，一为“揭出本来面目”的心性本体论，一为揭示“下手工夫”的道德修养工夫论。在本体论方面，《学髓》认为“人生本原”(又称“灵原”)是人的根本，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实际上这种“人生本原”或“灵原”即指“人心”。以为它“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会得此，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千圣皆比肩，古今一旦暮”。这种本体论思想是继承陆九渊的“本心论”和王守仁的“良知说”的，主张精神产生万物，万物体现精神。

（二）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　《二曲集》中的《悔过自新说》认为，人性“得天地之理”，“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但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逐渐受到剥蚀迁流，以致堕落为“小人”。即使沦为“小人”，然其“本性”并未因此而泯灭，“譬如明镜，蔽于尘垢，而莹体未尝不在”，只要刮磨洗剔，垢尽秽去，依然光明莹润，没有什么损失。古今为学之道，谈心性修养，都是教人在心性上用刮磨洗剔之功，以明心见性。　基于这种观点，《悔过自新说》指出：“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　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它在人性“本原”状态上肯定人的本质，并认为人性是通过后天的习得与教育可以改变的，但是它断定“人欲”是绝对坏的、恶的，为了“存天理灭人欲”，则主张“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李颙指出，六经四书，都是讲的“悔过自新”道理，只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悔过自新”是为学的根本学问，“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巳，苟真有志做人，须从此学”。　然而，如何使悔过自新之学落实到心性修养上来呢？该文指出，读书人若讲究此学问，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若在未尝学问之人，亦必日先检其身过，次检其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这种悔过自新，完全是一种内心的省察与修养，是一种自觉地用封建道德精神枷锁来束缚自我身心的办法。以为悔过自新使心性修养到极处，则“悔而又悔，以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极于日新之不已。”至于悔过自新的功夫，仍如《学髓》所主张的那样，在于静坐。“吾侪既留意此学。复悠悠忽忽，日复一日，与未学者同为驰逐，终不得力，故须静坐。静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为什么要静坐呢？因为“天地之理”不聚不散，故不静极则不能超悟，而且“过与善，界在几微，非致精不能剖析”，只有静坐，摒除“旁骛纷营”，才能“知几”致纯乎“天理”，明心见性。《悔过自新说》还列举了古今许多人的事例以作劝勉，说明只要悔过自新，就会有成就德性的效果。总之，“悔过自新”的心性修养论所讲的主要是宋明理学家的道德内省修养功夫，旨在教人去尽“人欲”，使外在的封建人伦道德规范完全自觉地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庙为“完人”、“贤圣”。

（三）论“明心、体理、修身”之学　《二曲集》中的大量篇幅，阐述了为学的目的和作用。在《两庠汇语》中指出：“教化必自学校始，未有教化不行于学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谈义理，惟在明此心，体此理。”古今心理同一，然为学的目的与性质则有根本区别，一种是“为己”之学，一种是“为人”之学。所谓“为人”之学，“不但趋名趋利，为圣贤所弃，即聪明才辨，无一可恃”。而“为己之学，不过明此心，体此理，修此身。此心未发之前要涵养。既发之后省察。总不外日用常行。纲常伦理间随时随处体认而已”。　李颙认为，为学就要以“为己”为目的，以修己而治人。因为人生在世，“立身要有德业，用世要有功业。”故“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　既要明白“为己之学”，就应当知道学术真伪之辨。《二曲集》批评后世学术不明，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学术不明，使“为人之学”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而“为己之学”日晦，“人心不正”，“治化不兴”。所以，《二曲集》认为：“为今日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讲明学术，目的在于治乱。而“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在这里，李颙将学术之明正与否，归咎于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指出近世统治者所“加意”的不过是“会课考文，供馔给赏而已”。有鉴如此，李颙在《匡时要务》中指出：“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　《二曲集》所要明的学术是什么呢?或者说要以什么学术来“提醒天下之人心”呢？这就是所谓的“明体适用之学”。在《盩厔答问》，文中指出：“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服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具体说来，“其实道学即儒学”，“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谓明体适用。”在《富平答问》一文中也指出：“《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然而，读《六经》、《四书》能否达到“明体适用”的目的，这要看读书的目的与方法。如果读书不求明体适用，研究虽深，论著虽富，不过是夸精斗奥，炫耀流俗而已。又如支离于繁说，埋没于训诂，“实厄于俗学之口耳”。这种为学目的与方法是不能达到“明体适用”目的的。读《四书》、《六经》而不能明体适用，其方法上主要是追求了“杂”。何谓“杂”呢？即“扣之而不竭，测之而不深，见闻虽富，致远则乖，此杂学也。”凡为杂学者，役有用之精神，亲无用之琐务，“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亦只见徒劳而已矣”。这些学问方法都不能明体适用，那么方法又在何处？　《二曲集》虽成书于清初，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极力推崇程朱理学，而猛烈攻击王阳明学，同时在广大学者中也极力贬低阳明学。在这种情况下，李颙却认为阳明学和朱子学正是“明体适用之学”，《富平答问》指出：后世学者都不善学阳明学和朱子学，以为朱王之学水火不相容，这是相当错误的。阳明学有“明体”的作用，而朱子学有“适用”的意义。故“必也，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姚江、考亭之旨不偏废，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只有这样，才能“明体适用”。李颙认为，为学能否以“明体适用”为根本，关系到儒学的明晦。“儒学明晦，不止系士风盛衰，实关系生民休戚，世运否泰。儒学明，则士之所习者，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儒学晦，则士之所攻者，辞章记诵之末技，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宁有不否？”由此可见，《二曲集》所论述的“明心、体理、修身”之学，乃是所谓“明体适用”之学，其作用与意义在于“治乱世”、“醒民心”。　（四）“明体适用”之学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计划　《二曲集》在《体用全学》中，将学术分为“明体类”和“适用类”。属于明体类的学术有：《象山集》、《阳明集》、《龙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以为这是“明体中之明体也”。此外还有《二程全书》、《朱子语类大全》、《朱子文集大全》、《吴康斋集》、薛敬轩《读书录》、《胡敬斋集》、罗整庵《困知记》、吕泾野《语录》、《冯少墟集》等，这些是“明体之功夫也。”指出：“自象山以至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倾出，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文之大源。夫然后日阅程、朱诸录及康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功，收摄保任，由工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除上述著作外，还有《邹东廓集》、《王心斋集》、《钱绪山集》、《薛中离集》、《耿天台集》、《吕氏呻吟语》、《辛复元集》、《魏庄渠集》、《周海门集》，也可以作为参考教材。　“适用类”的著作有：《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辛复元《衡门芹》与《经世石画》、《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纲》、《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指出：“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　从上述所列的学术著作来看，《二曲集》所主张的“明体适用”之学，其所谓“体”即指道德心性的修养，而“用”则指治国平天下及其有关的政治、军事、律令、农田、水利、地理等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