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使先生1897年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集美区集美镇)的贫苦家庭，在兄弟七人中居第六。5周岁时的一个晚上，瘟疫夺走了双亲生命，年幼时生活倍加辛苦，依靠诸位兄长劳动维持，后三兄文确先行出洋谋生，并供给先生和七弟求学费用。
1916年，先生19岁和17岁七弟到达新加坡。先生初时在宗兄陈嘉庚的树胶厂当搬运工，半年后升为领班。因认真负责，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被调到谦益树胶厂办公室，协助经营树胶贸易，成为《陈嘉庚公司》树胶工厂骨干。在该公司树胶实业腾飞期间，与三兄文确从实践中掌握了树胶业的生产、经营、贸易等技术本领。
1925年，先生与三兄离开《陈嘉庚公司》投资益和树胶公司，三年后已具相当规模，集树胶种植生产，加工制作和贸易出口为一体的企业组织。至1938年改组为益和树胶私人有限公司，陈家股权已占82．5％，先生是三名董事之一，是新马树胶界的佼佼者，业务急速发展，日产树胶数千担，分行遍设马来亚、泰国、越南、印尼各地。并在纽约和伦敦设有代理机构，处理出口贸易，敢于突破当地洋行的控制，直接运销欧美。还拥有大量树胶园。同时筹集资金投资发展金融、保险业等。1940年益和注册增资至200万叻币。先生任总经理，全权负责处理树胶贸易，文确则分工负责树胶园、厂和金融、保险业。先生战后参与发起组织华联银行、任华侨银行董事和1966年继任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战后，益和复业，两代人奋发拼搏，至1947年新马军政府统制专营取消后，才出现转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略物资树胶价格猛涨。先生抓住机遇发售期货近万吨胶片，但因工潮处理欠妥，7月间树胶厂被人纵火焚毁，除保险理赔外，实际损失300余万元，又不愿停业，在三兄文确等的鼎力协助下，扭转了局面，全部还清期货，业务继续发展，再获巨利。益和成为当地最大的树胶贸易公司兼树胶工厂之一，与李光前的南益并驾齐驱。先生与李光前共同活跃于世界胶坛，成为新马树胶界执牛耳之人物。
先生于1938年被选为由华人树胶商、厂商组成的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维护华侨合法权益，组织华侨华人研究树胶产、销、发展经济，同时，敢于向殖民主义者在树胶产销上歧视、压制华商的政策抗争。
先生在发展实业的同时，积极服务华侨华人社会并担任社团要职。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39年改造时先生被选为委员，1941年3月当选为副会长。战后，立即着手恢复活动。1950年3月被选为会长：
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1923年陈嘉庚继任总理。先生战前参加为会员，参与支持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恢复活动任常委(主席陈嘉庚)。1948年接任董事会主席(陈嘉庚任常委)，连任至1962年9月，1969年至1971年改任董事。
新加坡福建会馆：1950年3月，陈嘉庚在回国前主持了执监委换届工作，先生被选为第十届主席，连任至1972年第二十届，因高龄自动让贤，在职22年中，继承陈嘉庚事业。
先生在服务华侨华人中，力争合法、平等权利。
先生从1948年开始，鉴于新加坡立法议会中，大部分华人无当地公民权，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切身利益受损。乃率领和团结广大华人社团及领袖，开展争取华人合法权利的斗争。1957年7月，议会终于通过公民权法案，规定居住本地满八年的居民可以申请公民权。
先生1950年被选为中华总商会会长后，认为英政在原规定：新加坡立法议会语言只用英语是不民主的，为解除议会语言限制，华人要求将华语亦列为议会语言。在议会代表，众多的华侨社团、号商代表达10余万居民的签名运动的努力下，立法议会终于在1956年2月9日通过，采用英、华、巫、印四种语言为议院通用辩论语言，华语成为新加坡官定语言。
先生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星马树胶市场完全被英国树胶商所组织的新加坡树胶西商公会所支配。1952年又制定树胶交易的契约与章程，袒护英国胶商的特权，而星马本地胶商只能向该组织申请为附属会员，任其宰割，盘剥、压榨，对不合理的交易规章，根本无发言权。为了给当地胶商争取平等权利，他领导的树胶公会联合知名胶商抗争、交涉，反对不合理章程。1957年亲率新加坡胶商5人代表团出席伦敦英马树胶问题会议，提出合理化建议。代表团回新后，树胶公会和西树胶公会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联合星马中西大胶行统一组织“马来亚树胶总公会”，被选为主席，增强星马胶界国际地位，促进华胶商界的团结，维护华商胶业的正当权益。
先生在拼搏实业的同时，关心支持国内外教育事业，培育人才。
潜心支持陈嘉庚办学。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于二十世纪30到50年代遇到战前实业收盘前后、日军侵华为避战火内迁、战后复员医治创伤和新中国成立后图谋扩展等阶段的经济困境时，都能尽心尽力捐款资助，令陈嘉庚“万分钦佩”、“铭感无任”。
在侨居地重视华侨教育，贡献卓越：自1934年至1966年的三十年期间，出钱出力支持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历任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达22年。1950年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后，捐资刚成立的马来亚大学。担任福建会馆主席后，团结热心教育华侨，亲任闽侨创办的道南、爱同、崇福、光华小学和南侨女中各校董事长，筹募基金扩建、增建校舍，扩大办学规模。上述五校在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升起五星红旗，表示认同和敬爱。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倡办南洋大学，因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加紧迫害，摧残侨居地华人教育，致使华校师资荒日益严重。为解决华人教育迫切需要和侨界企盼母语教育不致灭迹，子孙不忘祖宗等重要原因，先生遂于1953年1月在福建会馆执监委联席会议上倡办华文大学，个人宣布认捐500万元，获得华人社会的热烈响应与支持，亲自带头与当局多次据理力争。在中华总商会董事及214个团体代表举行创办大学筹委会上，先生被推为主席，负责筹募经费和创办事宜，福建会馆捐赠500余亩土地为校址。经过2-3年的筹措，几经周折，于1956年3月正式开学，开创了海外华侨华人创办华人高等学府的先河。从1953年至1964年，先生一直担任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先生逝世后，南大理事会决定在校园内为他建立铜像，以兹纪念。其家仍在铜像揭幕典礼时，即席捐款50万元，设立“陈六使奖学基金”奖励南大学生。
先生于1972年9月11日凌晨与世长辞，享寿76岁。先生生育九男三女，均皆事业有成。
1988年11月2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为表彰其家族长期热心祖国教育，造福桑梓的光辉业绩，在集美归来堂为其亲属授予荣匾、上书，“陈六使先生，乐育英才，福建省人民政府赠”。牌匾悬挂在集美社陈氏大社祠内，世代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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