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用通渭人当地的话说，就是：家中无字画，不为通渭人；有吃有穿，清洁平安，字画满堂，生活自然；藏字画最多者，可以在村里主持公道；重视耕读，钟情书画，习字作画之风久盛不衰；悬挂字画不看名气看德行；爱字成风，写字成风，他们的喜爱成了风俗，甚至是一种教化和信仰。

其次就外地人来看，通渭现象[1-2]即通渭群众酷爱字画，习字作画、悬挂字画、收藏字画蔚然成风，全县10万余户几乎家家房间悬挂字画；通渭画廊比其他地方相对要多，同时从事书画创作的人员较其他地方也相对要多，在全国书画大赛上获奖或入展的人数也相对较多；当然在外地人眼里最具影响力的就是1992年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了“通渭县农民书画展”，农民办展进中国美术馆在国内实属翎毛凤角，当年通渭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还有就是去过通渭最先映入眼帘并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书法大师沈鹏老先生题写的“中国书画之乡”八个大字而矗立在广场的巨碑。一个地区文化艺术氛围的形成与该地区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据考古证实，通渭境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古迹表明早在距今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在创造物质文明财富的同时也发展着精神文明。县内碧玉、青堡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图案奇特秀美的彩陶；境内还发现的温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战国时代秦长城遗址；又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元鼎初年，就在这里建立了平襄县，并定为天水郡的治所；后在公元1106年以来的880多年间，一直在这里设置着通渭县。故而通渭自然就成为当时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这一带又曾是留军屯田或移民开发地区，就更加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大融合，逐步形成了兼容并蓄、雅俗纷呈、光彩斑斓的地域文化氛围，这些为通渭现象[4]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通渭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是其一，该县位于甘肃东南部、华家岭东侧、渭河北岸支流——散渡河中上游。县内山梁起伏，沟壑纵横，降水稀少，且分布不均，自然灾害频发，旧县志曾概括为“光村赤地”，联合国有关组织称这里是“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其二，战国时期的战事频繁；两汉之际的王莽乱朝；唐宋以来的吐蕃东攻和金人西进；明初的徐达部与元军相争；清代中期的石峰堡事件等等导致通渭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和通渭的社会环境在很长时间异常残酷。文化学认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某个地域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正是这种严酷、恶劣环境锻炼和赋予了通渭人民勤劳简朴、热爱生活的品质；同时也使通渭人民更需要艺术排遣苦难、寄托情怀的需要，为此就这样逐渐形成了通渭现象。每种文化氛围的成型必定离不开文化底蕴的影响，文人墨客的代代颂唱、舞词弄墨，为书画的日益臻熟和精奥创下了难以估量的功劳。正如某位哲人所言：当历史尘埃落定，站在盛唐中心的不仅仅是英武的皇帝、艳丽的美人或是所向披靡的将军，还有伟大的诗人和书画家！通渭现象亦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东汉“夫妻诗人”秦嘉、徐淑，明代的工部尚书赵荣、开封知府王瓒，清代的“陇右真儒”李南晖，四川按察使牛树梅等文化名人都是通渭人。据史料记载从明万历到清末360来年间，通渭共出进士8人、举人102人、贡生338人，文童秀才数以万计。同时，红军路经通渭，在通渭榜罗乡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做出了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在文庙街小学首次朗诵了著名的《七律·长征》诗篇，给通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这些文人墨客、达官学士对促进通渭书画发展也就是说对通渭现象的形成不言而喻。当然外地达官文人对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清代乾隆时任通渭知事的山东人冷文炜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