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置县。建县之初，首位县令赵钺在贵屿借用民房作为办公场所，至十一年后的万历三年（1575），第四任县令刘钝（隆庆六年任）开始于洪阳选址营建县城。几经损毁重建，洪阳城作为普宁县治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境内蕴藏着众多的文物古迹，接龙桥便是其中之一。　　古人崇尚风水地理，在进行各类建筑物建设时，必定要注入堪舆术，建造城池这一重大举措更不例外，洪阳接龙桥对于洪阳城来说便是堪舆术的产物。"接龙桥，在北门外，明知县姜自馨建，盖接地脉也。"这是清乾隆《普宁县志·津梁》中有关接龙桥的记述，由此可知，接龙桥除了具有交通的功能之外，还有为城池接引灵气、连接地脉的特殊功用。此外，这段记录还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接龙桥位于洪阳县城的北门外，它的创建者是知县姜自馨。查阅《普宁县志·职官志·知县》得知，姜自馨是广西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任普宁县知县，任职三年。据此推断，洪阳接龙桥是在县城创建的二十多年后才建造的。

　　2008年3月2日，笔者到洪阳采访踏堪时，见到了至今完整、仍在发挥交通作用的接龙桥。该桥为南北走向的三板石桥，全桥由三段石板架设而成，中间建有两桥墩，南端桥墩已被河岸淤积泥沙淹没；经丈量，该桥全长19.8米，宽1.85米，石板厚度均在0.4米之间，中间段石板长7米，南北两段石板各长5米。在勘查过程中，笔者意外地在桥北端桥板外侧发现一行字刻，内容为："癸未冬南直宁国任普宁县典史仙可继捐俸修造。"虽然只有简单的二十个字，但它的发现，无异于为该桥的历史找到了最为有效的文字依据，也为该桥的进一步研究找到了极具价值的线索，其研究价值并不简单。就连当时陪同采访活动的洪阳镇文化站站长连坤城也为它的发现大感意外，他说此前还没有人发现这一刻记。根据石刻内容所提供的线索，笔者查证相关史料得知："仙可继"是一个人名，也就是桥的修造者，他是"南直""宁国"人，"南直"古时是"南直隶"的简称，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上海一带；"宁国"为县名，即现在的安徽省宁国市；仙可继时任普宁县典史之职，在任时，他将俸禄捐作建桥资金。至于"癸未冬"究竟是指哪个朝代的哪一年，笔者循线寻踪，分别从《普宁县志》《职官志·典史》和《职官志·名宦》中找到有关仙可继的两段记载："仙可继，江南宁国人，天津卫经历改授，崇正末年任"；" 仙可继，字光楚，江南宁国人，原任天津卫经历，改授普宁典史。崇正癸未冬，山贼朱晚、张十一等之变，与统鎙同御贼，破头伤背，断指刖足，天幸不死；后又遇流贼江祥久，闽贼姜世英统众薄城，可继舆疾死守，克保无虞。当道俱有优奖，升任浙江嘉兴府仓大使。"其中"经历"、"典史"、"仓大使"均为官名。据此得知，"癸未"是指明崇祯癸未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依此推算，洪阳接龙桥至今已有366年的历史。另外，根据以上两段记载推断，仙可继在普宁任职大约只有一年左右时间，在普宁任上，他先后两次因率众护城御贼保民身负重伤而差点丧命，期间还积极为普宁人民谋福祉，除捐俸修造接龙桥之外，笔者在《普宁县志·津梁》中还找到由他建造的另一桥梁："渡仙桥，在北门内，明典史仙可继建。"对于这座渡仙桥现在何处、目前是否依然存在笔者并未作调查，但洪阳有文化工作者认为本文所介绍的这座接龙桥便是渡仙桥，对此笔者并不苟同。

　　首先，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洪阳城究竟有多大。据《普宁县志·城池》记载："普宁县城，高二丈零五寸，周围七百丈，矮垛七百个……".据此换算，洪阳古城池绕城一周只有2.31公里，相对于今天来说其范围并不大。从《普宁县志》对两桥的表述可知，渡仙桥位于洪阳城的北门内，接龙桥位于洪阳城的北门外。查阅《普宁县志·县境总图》并根据实际车程测量，本文所介绍的接龙桥与洪阳古县城相去甚远，早出其北门之外；另外，《普宁县志·山川》中有一段与流经接龙桥河段的记载："县西五里许，有通潮港，自东华屿起，受诸浍之水，汇而趋于城北，过接龙桥，迤为北濠，至北水关外与水磨、东洋二溪水东向昆山分流绕出……".据当地长者介绍，流经接龙桥的河流与志书记的记载相符。其次，渡仙桥以"仙可继建"见载，而接龙桥却以"捐俸修造"刻石，"建"指"创建"，"修造"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复建造。正因为接龙桥为知县姜自馨所创建，所以仙可继才刻上"修造"字样。最后，笔者从当地居民了解到，接龙桥南端桥头原立有一石碑，高一米有余，宽在七八十公分之间，上写"接龙桥"三个大字及其它相关记事内容，文化大革命时该碑被搬走。2008年6月28日，当笔者再次到洪阳对接龙桥进行查勘时，有村民称该碑石现在还被当作桥板架于附近田间沟渠之上。

　　综上所述，本文所介绍之石桥便是接龙桥无疑。至于接龙桥为什么是仙可继新修造，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从前文可知，姜自馨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任普宁县知县，而仙可继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最早不早于崇祯十五年（1642）任普宁县典史，两人任职时间相去四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姜自馨所建的接龙桥有可能因年久失修而损坏，也完全有可能被大水冲毁，当然不排除为抵御流贼而人为拆除。鉴于仙可继又是一位忠于职守，一心为民的好官，当他看到这座对洪阳的交通和地理都至为重要的接龙桥出现险情或已经不能使用时，他"捐俸修造"也就成为可能。

　　首次到接龙桥采访时，笔者还意外地在接龙桥南端桥头遗存的一根石柱上发现一行字，经仔细辨认，得出刻文为："花翎提督军门署广东南韶连总镇府展勇巴图鲁十九代孙竖".经查证，"花翎"为明清官员服饰名，也是官阶身份的一种象征；"提督"在清代是从一品官员，为"提督军务总兵"的简称，又称"提台"、"军门"，沿江沿海地区专设水师提督；"广东南韶连"为兵防卫戌区；"总镇府"即"总兵府"；"展勇巴图鲁"是清庭对某一官员的封号。尽管刻文内容没有涉及刻记者名字，但对潮汕历史人物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清代，拥有此官衙、职位和封号的潮汕人只有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方耀一人，而方耀又是洪阳人，那么以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自己家乡的接龙桥上刻石为记，还有什么必要写上名字呢？至于"十九代孙"，笔者从洪阳《方氏族谱》（奉先堂）查到有关方耀的记载："方耀（1834-1891），字照轩，濂溪公之十九世子孙……"."濂溪公"即是洪阳方氏的始祖方瑶（《普宁县志·隐逸》有载）。不难理解，这里的"十九代孙"实际上是方耀对自己的谦称。

　　那么方耀为什么要在这根石柱上刻记这些内容呢？据当地居民介绍，清末时，由于接龙桥的位置变得低洼，路人夜间出行或遇洪水泛滥，常有失足落水的伤亡事故发生。为安全起见，当地居民曾于桥两侧搭竹竿权作护栏，但并不牢固。方耀遂命人树立多根石柱，并于每根石柱中间凿两孔，两边各用两条铁链穿孔而过形成桥栏杆。目前桥边遗存的这根石柱便是见证物。显而易见，方耀作此刻记目的在于让后人知道桥栏杆的建造者是谁，至于为何时所建，由于刻文中没有涉及，目前尚未得知。

　　洪阳接龙桥在历经三百多年的历史沧桑之后，至今仍保留其原来的风姿，尽管它的功用已是今非昔比，但作为历史的遗留物和时代的见证物，它完全有资格被列为粤东古桥名录，其自身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也足以引起当地文物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予以重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