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老实正经人 ——郑景顺

我到隆尧一中不久，就认识了郑景顺老师。那时我在俄语组，经常见一个身材不高，肢躯匀称，圆脸盘上戴副近视眼镜，走路挺精神的人，在我们后排的数学组出入。先我一年河北师大生物系毕业现在改行教高一俄语的赵慧兰告诉我，他叫郑景顺，唐山人，是“老”教师，数学组长，工人家庭出身，共产党员。在当时，不说别的，就这后两條，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他態度随和，待人熱情，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很快就和新来的我們几个打成了一片。吃饭场上说闲话，经常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1963年10月初，我倆同時被學校派到位于保定市的河北省教師進修學院学习。临走前，書記請他喝酒，设宴饯行，却沒有通知我去。有人为我抱不平。我自我解嘲说，书记知道我不会喝酒。但由此我知道了，单位领导待人有亲疏远近，是很常见的现象。

那时，无论是政治学习，还是歷次搞運動，他总是積極分子，依靠對象，骨幹力量，有時是核心領導成員。每次會上他必然帶頭發言，批鬥會上他慷慨激昂，衝鋒陷陣。这很容易理解：共产党员就应该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充当党的驯服工具。当然组织和领导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而同时也得到了被批斗对象的理解。如“走资派”张廷灿和他的妻子李秀华，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郑景顺是个好人。”几乎所有同事也都认为他是正经八百的老实人。

这是因为：

他从来没有无中生有地给人捏造过事实，而是根据别人揭发出来的“罪行”进行批判。不像有些人把道听途说、望风捕影的话，当成事实拿到大会上来揭发；或者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千方百计想置人于死地。那种人与封建时代的刀笔酷吏相比毫不逊色，

他从来没有对一些普通错误或思想认识问题，不顾政策无限度地“上纲上线”，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批判.他经常说的话是:“我认为你的做法不对。”“我看你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像有的人动不动就说：“你这就是骨子里的反动本质的大暴露！”“你这就是反动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决定的！”他们不把一些虽然出身不好但是经过十几年党的教育和培养正在为人民服务的年轻人推到敌对势力一方不甘心，仿佛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分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打过人。即使在“刮台风”的阶段，“革命造反派”人人激愤，“斗志昂扬”，他也只不过口号喊得更响些、眼睛瞪得更大些、拳头举得更高些而已。不像有的人失去了理性，动不动就对被批斗者拳脚相加，甚至在门窗上钉着油毡的小黑屋里私设“公堂”，用塑料底鞋打“重点人”的嘴巴，严刑逼供，为想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不择手段。

人们虽然对他有相当客观的认识，但毕竟他是“积极分子”，我是“一般群众”，又处在那种大形势下和小环境中，二人之间从来没有交流过对“运动”或对某些人的看法。就在那动荡的1969年夏天，一中解散，各奔前程，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1980年代后期，我在邢台教育学院已晋升为副教授。有一天，见到在邢台八中当副校长的张孝纯老师。他告诉我，郑景顺曾找过他，想调入八中。研究结果认为：年龄大了些，职称和学历低了些，而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等优势已不在重点考虑范围之内，所以不便接受。他只好帮助郑老师调进了邢台市11中。听说那在邢台市属于第三类学校，是“文革”中的大梁庄中学升格改名的，规模较小，条件较差，招收近郊区农村的或虽吃商品粮而成绩较差的学生，有十多个班，二十来名老师，后来也叫邢台农业技术中学。

1989年11月24日午后，我专程跑了五、六里路去看他。学校在大梁庄村内偏东，有一个小院，一座三层教学楼和几间平房。我去的时候，他刚下课，手里拿着的大三角板和大圆规还没有来得及放下。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们俩在他们平房办公室里，说了两个多小时话。先互相介绍这几年的情况，原来一中老师分散后，他曾经调回到他爱人的老家，在南宫段芦头中学任教。几年以后，又回到隆尧师范。曾找过在石家庄二十中当副校长的张培亮，想调到那里去，没有办成。最后只好来到了这里。说起过去隆尧一中的事，有些内部情况，为我闻所未闻。有些事情，假如是在当年听到，依我不成熟的火爆性格，一定会暴跳如雷，甚至会找到主谋者去正面理论；而现在我已过“知命之年”渐近“耳顺”阶段，所以只是当成笑话和故事来听了。他强调说：“书记待咱不赖。”“咱是被人当枪使了。反正咱没有害人之心。”我说：“谁不知道你郑景顺老师是老实人。”说起近况，他神情有些黯然；他说：“我算是越混越不沾弦了。你们几个去教大学，我又教起了初中。”我安慰他说：“年岁大了，教初中备课更省事。”但他似乎内心有个解不开的疙瘩，无论我怎样劝慰，他总是咳声叹气。

1995年，我们教育学院又建成一座宿舍楼。他大女婿孔令凯曾是这里的老师，分到一个单元。他老俩退休后，也时常到这里住。有一天在院子里碰到个人，看见我低头紧走；我发现是他，连声喊道：“郑老师！郑老师！”他却一语不发，低着头只管走。我感到很奇怪，对住在同一单元的对门邻居丁敬民说起，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是说：“郑老师碰到我时也不说话，我们俩过去还都是同一个数学教研组的呢。”郑的老伴吴秀贞三十多年前在尧南关教小学时我们就认识，临退休前又在教育学院进修中文，拿了专科文凭，跟我们都很熟悉，她见到我们照常热情说话。有一次说到郑老师，她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他就是那么个死心眼子想不开事的人。”

我的可同情的郑老师，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你是为充当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违心地对你的同事进行批斗，现在内心有所愧疚吗？还是为了别的？若是前者，那不是你个人的过错，谁不知道你这个老实人是在执行有关领导的安排呢？那是一场民族的灾难，是时代的悲剧，不仅我们一中的老教师韩文铨、曹访之、齐岫村和副校长张慰农等在“文革”中惨遭折磨而死以悲剧结束人生外，就是那些以整人为乐事当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扩大到一中以外来数数看，又有几个有好下场呢？他们何尝不是又一场人生悲剧呢？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应该由“四人帮”之流承担责任，所以，你大可不必为此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而应及早从抑郁中解脱出来与我们交流才对。其实，这些意思在那次会面时，我已经反复解释过了，你为什么就想不开呢？假如是为别的事想不开，我可就爱莫能助了。

1999年8月中旬，我退休后应聘到宁晋县私立育华学校打工。一个多月后回来，听说郑老师去世了。我问他的女婿孔令凯，是什么时候不在的？得的什么病？他告诉我：癌症，8月31日病故的，是11中操办的丧仪，没有通知多少人。

我为没能参加他的葬礼感到遗憾；我更为感到遗憾的是：这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好人。

以上我所记述的是属于我所敬重的几位长者的点滴事迹。文章开始已经申明，我没有资格和能力对任何人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我只是想遵照古代良史“言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实录”的原则，为这些熟人画几笔素描，在一中校史上留下点影子。篇幅所限，还有许多同事该写而未写，比如与我年龄相近的一些同志：与我住过同一宿舍，自己不赞成搞“黑夜活动”，却又身不由己，性格直爽待人实在的共产党员张贵山；小我一岁，与我同校同系同时分来，下中农出身，却在“文革”一开始就被工作组煽动的学生戴了高帽子的陈癸山；教课上乘，能写会画，因为搞外调走到了处地偏僻交通不便的柏乡县南马村，同事中唯一在我老家吃过两顿饭的张培亮；因为传说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兴堂一件风流实事而在千户营片大挨其斗的物理教师颜吉祥；一分来就去搞“四清”，在一中没登过讲台，后在牛桥高中同事三年，为人老实过分，经济条件优越却一生过着艰苦朴素生活的刘红群；比我大了好几岁却称呼我为“赵先生”，待人平等，说话和气，工作态度特别负责任的小伙房大师傅张二成；1969年春天，同在北楼公社南楼后大队下乡，性格活泼，为人正派，会讲许多庄稼地里笑话的周银生；干活认真先管汽灯后当电工从变压器上摔下来过的工友尹三物等等，他们都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现在虽均已作古，却使我时时怀念。人无完人。以上诸君，或许各有自己的缺点，但都有值得我纪念的地方。往事已矣，韶光不再，人生苦短，转瞬即暮。当年与我共饮同一井甜水同吃过一锅饭的领导、同事和工友，先后约近百人，至今已确知信息辞世的已超过三分之一；健在的大概也没有六十五岁以下的人了。我不禁对此深有感慨。有个信佛的人对我说过，凡是能相聚在一起的都是缘分。在此，我衷心祝愿逝者安息，生者康泰，这便是72岁的赵芳远的真实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