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南直隶无锡（今江苏省无锡市）人。明代儒家学者，明末东林学派的创始人。无锡名人录——顾宪成

顾宪成从少好学，善于独立思考，十四岁时就提出了“凡读书不论何书，要在立意处探讨，不然即六经皆糟粕也”的观点。后师从王阳明三传弟子张淇。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中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因上书朝廷“言时政得失，无所隐蔽”，被贬至桂阳。后升任浙江处州府推官。万历二十年（1592），因“举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擢吏部考功司主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由于在选立皇太子和会推阁臣等问题上，与神宗及权臣意见相左，被革职为民，回故乡无锡，从事著述讲学终老。

顾宪成虽师事王门弟子，但他崇尚实学，提倡“躬行”，反对空谈心性，志在世道。他一生主要贡献是创建东林书院。他被革职归家后，与原任行人高攀龙、御史钱一本、太仆少卿史孟麟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顾宪成认为士大夫要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张贴在书院门楹上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就是他们讲学的宗旨。《明史》记载，他们予“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土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足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顾宪成传》），而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士大夫们却广泛拥护，朝廷中一些正直官员和吏部侍郎赵南星等人也大力支持。他们互通声气，志同道合，使东林书院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当东林学子的讲学与讽议朝政的集会活动遭到禁止和压制时，顾宪成还声称：“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二者合并而发，情不自禁。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无庸效市贾争言耳。”（《以俟录•自序》）这种与朝廷对立的态度，对明清之际黄宗羲、傅山的反君主专制思想有一定影响。顾宪成的著作有《小心斋札记》、《泾皋藏稿》、《顾端文公遗书》等。

知识是海洋。顾宪成既不拘守于一家一说，也不厚古薄今，视野开阔，博览群书，涉猎百家，还读了大量宋代人的近作，如周敦颐的《太极图书》、程颢的《识仁篇》、张载的《西铭》以及朱熹、无锡名人录——顾宪成陆九渊、邵雍、王阳明的著作。他善于掌握全书的主旨大意，不沉溺于训诂章句之类，所以吸收了很多有益的思想。顾宪成在读书中，非常仰慕前贤先哲的为人，一心想仿照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的思想举动去行事。他自撰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达了他读书期间对社会的关注。当时社会风气不正，一些人品德很不端正，没有是非观念，注重私利，见风使舵。顾宪成对这种状况愤愤不平，时时想找出矫正的办法，做到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明万历四年（1576年），27岁的顾宪成赴应天（今江苏南京）参加考试，他在应试的文章《习书经》中指出：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使之各司其职，这样才能使国家稳固、政治清明、民情安定。同时，顾宪成还强调朝廷要广开言论，虚心纳谏，以法治国，注意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由于顾宪成的文章立意远大，分析透彻，结果以第一名中举，时人将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顾宪成从此名闻遐迩。

万历八年（1580年）解元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被赐进士出身无锡名人录——顾宪成。当时，得中进士的人就可进入官场，顾宪成从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投身到了社会激流中。

顾宪成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踏上仕途，想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当时皇帝明神宗和宦官、王公、勋戚、权臣结合成为一股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溃败，财政拮据，而人民由于苛政暴敛被迫反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并且逐渐构成对明朝的威胁。面对这种国是日非的形势，顾宪成初入仁途，就不顾自己位微言轻，上书直谏，主张举用人才，评论时政得失，无所隐避。他先在户部、吏部任职，后外放桂阳（今属湖南）、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为官，后又奉调再入吏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任职，他都不媚权贵、廉洁自守、正直无私、办事认真。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时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权倾天下的张居正病情加重，举朝官员深谙张居正喜欢别人恭维、歌功颂德的心理，便联名醵金到东岳庙为张居正祈祉禳灾。顾宪成认为现在全国官场风气日下，一切不问是非，一味迎合顺从，朝政败坏到了歙人忧心如焚的地步，自己不能同流合污。这样，他便拒绝参加。同事担心他日后因此遭到打击，便好心地代他签名出钱，顾宪成得知后立即骑马前去将自己的名字抹掉，表现了不附权势的耿直性格。不久，张居正就去世了，他才没有受到追究。张居正去世后，继任首辅王锡无锡名人录——顾宪成爵只知道在朝中一味迎合神宗，不能听取君臣的合理意见，弄得人心离异。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是对的。”意思是责怪官员百姓心不向着朝廷。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看应该这样说，外人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是错的；外人认为是错的，朝廷一定认为是对的”，指出国事搞不好的责任在朝廷而不在下面，一语道破了朝廷当权者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真相。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时逢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5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陈有年作为吏部尚书，上疏引咎自责，认为有责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属，恳请恢复顾宪成的文选司郎中职务。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疏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将有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无锡。

顾宪成孜孜国事，反而获罪罢官，朝野许多人士为朝中失去这样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员扼腕叹息，也对顾宪成的品格十分钦佩，顾宪成的名望反而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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