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特征编辑

1、伴随着民间喜庆节日古会庙会民俗祭祀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对地域民俗习惯的依存性特征。

2、社火活动以民间自发为主，长期形成了组织上的自发性等征。

3、社火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参与人员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和自治，长期形成了自我管理的民主性特征。

4、社火内容大多以戏剧故事为主，与古典戏剧紧密结合，形成了突出的戏剧性特征。

5、社火在形式上与民间音乐、民间美术、 民间舞蹈、民间传说、民间风俗风情、人文环境、社会经济政治时代特色、密不可分，表现出显明的综合性特征。

6、社火在表演过程中，演员各俱情态，随剧情发展或说或唱，或表或演，有着典型的即兴表演性特征。

7、社火参与人员广泛，村中老人、小孩不分年龄，不论职业，不分文化程度，只要热爱，均可参与，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广泛性群体性特征。

8、社火活动阵势宏大，品种繁多，色彩缤纷，鼓声震地，彩旗飞舞，队伍鳞次栉此，接踵徐行，观者如潮，倾城欢悦，有极强的观赏性特征。[3]

4主要价值编辑

一、历史价值：社火真实地记载着中国历史衍进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民俗风情，群体观念，群体意识，社会环境和人文情态等发展脉络和足迹，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是研究中国历史人文，特别是乡村历史人文生存变迁的“活态”教材。发掘、抢救、保护和整理、社火艺术，不仅对丰富和完善中国社火艺术史料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更对推动中国民俗学研究保护工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艺术价值：社火是一种综合性艺术价值特别突出的民间艺术，它吸收和借鉴了民间戏剧、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杂技、民间锻造技艺等各门类艺术之长，取其精髓，珊繁就简，烈热朴素，惊险悬妙，景情交融，突现出中国乡村群体智慧和强烈的艺术创造精神。

三、实用价值：社火的实用价值主要是自乐和乐人。自乐就是借助活动平台，尽情释放参与者表演者的内心情怀，实现自我身心愉悦的目的；同时又感染观众，与观众进行情感交流，使观众在观赏中达到精神满足并受到一定教育。自乐和乐人都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是人文和谐的良好境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抢救和保护社火艺术，对构建和谐的人文环境有着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4]

5历史渊源编辑

户县社火，是户县遗存的古代民族传统文化中祭祀土地之神——社公的灵鼓祭祀仪式的遗脉及衍流。原始公社后期夏王启伐有扈氏大战于甘（户县南郊）所发的《甘誓》言：“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这里的社即指社神。古人祭祀社神在于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祭祀有社坛，户县地域就近的国家社坛始建于西周初年，即秦渡镇北侧的灵台，周人祭祀，所用为灵鼓，《周礼地官鼓人》言：“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礼祀”。这是户县社火起源之根。隋唐以来这种祈福祭祀活动在民间颇盛，已有一定的程式和内容。这是户县社火形成的主要时期。

户县明清时期祭祀社神。地点在古县城外内侧的东南处，每年逢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知县坐轿，率地方乡绅，前有唢呐开道，旌旗引进；后有锣鼓助威，中间行进中有数转八人相抬的八仙桌，桌上分别置以纸糊的胖大“春牛”及黍、稷、菽、麦、稻五谷样品，在百姓的相拥中浩浩荡荡前往社坛祭祀。《东京梦华录》中的“天晓，

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现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就是这种祭祀活动的真实记述。今天社火中的“大头娃”，是旧时人们在后稷庙中供奉的后稷，为谷神；社火队伍中的锣鼓、唢呐、旌旗，为旧时祭祀社神灵鼓、仪仗的直接延伸；社火队伍中的地游子、高肘子、高台芯子则是旧时所抬的“春牛”及五谷样品与其它民乐中杂技、杂耍相结合的衍生物。至1760年左右，户县凿齿村已有民间的社火组织和制做的社火箱子。公元1944年（民国33年）原国民党著名爱国抗日将军关麟徵（户县真花磑人）曾邀请户县凿齿村、杨家堡、穆家堡、定舟村等地的平台社火和高台芯子（二层5米多高，芯子扎2—3个小孩）、锣鼓、竹马、旱船、高跷等到县城表演。穆家堡装扮的平台社火《血战长沙》因再现关麟徵等国民党将军与日寇血战长沙的情景而受到关将军的大加赞赏，将军亲自走下观礼席给该社火鸣炮披红，以示赞掖。新中国成立后，户县社火演出规模不断扩大，1990年，户县乔家庄的背社火在“古丝绸之路2100周年纪念”活动西安焰火节上，一鸣惊人，轰动全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同志及外国来宾纷纷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叫好。从80年代至今，户县政府每间隔2年组织一次春节大型民间艺术展演活动，户县社火在民间艺术巡演中大放异极，展示出久传不衰，历久弥新的民间艺术风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