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县城北上约15公里，层层台地簇拥的，便是唐中宗李显定陵所在的凤凰山。此山倒也名副其实：一道半环形山梁把东、西两峰相连，而中锋正好从梁中间伸出，且为最高峰，在总喜欢搞点祥瑞名堂的国人眼里，称这种形态的山为凤凰山，自是再恰切不过了。唐朝皇帝死后，多依山为陵，表示节俭。但姑且不说凿山建陵的浩大工程；单说地面建筑便花费不小。即如定陵，据史料介绍，当年陵园把方圆10公里内地方囊括无遗，并按其方位，建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门。至于华表、石碑、石人、石兽之类，则更是高而耸之庄而严之伟而岸之威而武之，淋漓张扬出皇家气派和盛唐气势来。

       当年陵园豪奢气象早被村落农田取代不说，就是那些饱经沧桑，多少能够支撑点皇陵体面的墓碑石刻之类，也毁于40多年前文革初期“破四旧”群众运动中了。陵前遇着个50来岁当地农民，攀谈中，提起当年情景，这位一脸朴实的汉子慨叹道，那会儿人脑子进水，把先人留下的东西全砸光了，还敲锣打鼓到县上报喜呢。作为那些荒唐岁月过来人，笔者亦深有同感，赔着叹息说，要是当初那些石刻能够保存下来，说不定咱这地方也成为旅游区，卖个农家饭、茶水啥的，也不少收入哩。汉子笑了，拍拍推着的破自行车，那样的话，我也换个屁股后边突突冒烟的。说罢，蹁腿上车去了。我则顺山陵西侧一条寂静小道，缓步徐行，享受着纯净透明的山野空气，思绪却如天边流云，飘向历史深处……
      前人说“富不过三代”。考量历代封建统治者，就其执政能力或生存智慧而言，恐怕也存在“智不过三代”现象吧？如大唐，高祖李渊在借水行船，利用农民起义力量推翻暴隋，继而趁势起兵取而代之创建唐王朝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政治眼光政治手腕以及政治谨慎或曰对时机和分寸的拿捏，都绝非庸凡之辈能做到的。过去史家为了掩饰唐太宗李世民靠流血政变上台这段不大光彩历史，便极力贬低淡化高祖李渊的历史作用，甚至将其说成昏庸之人，似乎唐能取得天下，全是“秦王李世民之勇略志大而功成”。对这种不公平评价，前人亦不乏不平则鸣者（如明末晚清大学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便认为隋末群雄纷争中，唐高祖的“一念之慎”，“放道以行”，“非秦王之所可及也”）。当然，唐王朝创建，也离不开李世民的“勇略志大”。尤其是他担任大唐第二任皇帝的20余年间，戒骄戒躁，虚心纳谏，缔造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历史早有定评，便不赘言了。可惜接他班的太子李治（唐高宗）实乃不肖之子，性格庸懦加上痴情太深，致使朝廷实权落入皇后武氏之手。后来武则天在高宗死后一度颠覆李唐自称大周皇帝，并把李氏宗室成员几乎杀光，不能不说是高宗生前纵容老婆干政的结果。有趣的是，中宗李显却绝对是其父高宗的肖子：父子俩同样缺乏执政能力，同样习惯昏懦，同样爱上一个恃宠而骄且骄而蔓生出政治野心的女人。不同的是，李显老婆韦氏（加上宝贝女儿安乐公主）权欲虽盛，却无武则天那样杰出的政治才能，只是暴发婆式地滥用权力，挥霍权力，最终“乱政”而已！

要说中宗李显也真够窝囊的。公元683年12月，高宗死后，他继位做皇帝刚刚两个月，就因滥封皇后韦氏家人被武则天抓住把柄废为庐陵王。先是被幽禁在皇宫一所冷僻的小院，随后流放到均州（今湖北均县），不久又徙居房陵（今湖北房县），一住10多年。这期间日夜惊栗他的，是怕不定哪天接到母后武则天“赐死”诏书，所以，一听到朝廷使臣来到房陵的消息，便吓得他双腿发软血压升高恨不能马上自杀才好。亏得韦氏比较豁达，劝慰他些福祸相依凡事向前看的话，这才熬了过来。公元710年，趁着武则天年老多病，有意淡出政坛，张柬之等唐旧臣拥立中宗二次上台，成功复辟。此时，虽说天下又改姓为李，但朝中各派政治势力明争暗斗，都想攫取更多更大权力；中宗二次即位后，又偏遇灾害连年。面对这些当务之急，中宗全不在意，反倒活像个落魄公子意外获得一大笔遗产，一门心思念叨的，是如何加倍夺回过去十几年损失，尽情消费这笔“遗产”，以兑现他昔日要好好补偿韦氏的承诺。这样，不仅使韦氏母女与武家利益集团沆瀣一气，祸国乱政，并助长了韦氏母女政治野心，安乐公主意欲做甚“武则天第二”，竟与韦氏合谋毒杀中宗！韦氏临朝称制兴头还未过去，早已暗中积蓄力量的中宗侄儿李隆基（唐玄宗），联手太平公主发动宫廷政变，韦氏遂被乱兵杀死，其余党羽亦遭诛斩。
        当年是非已成为千古尘烟。定陵下独自徘徊的笔者，口占几句歪诗，聊作此文结句吧，诗曰：堪笑中宗懦且昏，错把公权酬红颜。纵妻乱政食恶果，鸩酒一杯赴黄泉。韦氏只知临朝好，霜刃逼身悔亦晚。后人莫笑前人愚，覆辙后边车又翻。见笑！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