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陈嘉庚先生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回国慰问和视察。4月14日到达重庆，5月31日访问延安。
陈嘉庚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这年的7月间。那时，英国人在日本威慑下开始封锁滇缅公路，企图切断南洋诸国的抗日运输补给线。21日这天，周恩来来到重庆“嘉陵招待所”，探望刚刚从四川泸州视察归来的陈嘉庚，两人一见如故，周恩来说：“5月间听说陈先生要来延安，我们很高兴，我以为会在延安相见。5月底我来重庆，路过西安时才知道慰劳团第一分团已到延安，当时，朱总司令也路过延安，那次与慰劳团约见未成，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很对不起！”
接着，周副主席说：“国共合作是历史的潮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三大主张。顽固派搞摩擦是不会得逞的。英宣布封锁滇缅公路，对我们抗战不利。国民党政府受各方人士的批评，两党谈判才略有进展。近日，我要回延安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面商。”
    周恩来与 陈嘉庚相识，在陈嘉庚一生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是他们莫逆之交的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陈嘉庚领导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并任主席。日本投降后，陈先生安全回到新加坡。1945年11月18日，重庆十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周恩来、我若飞的祝词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一时传诵海内外。1946年，《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发表后，陈嘉庚看到当时国人对此事多抱乐观，“独不以为然”。香港《华商报》请陈先生题词，陈题道：“还政于民，谋皮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遭受镇压时，陈嘉庚从新加坡打电报给周恩来：“预防阴谋暗算”，表现了他对周恩来的挚友之情。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即复电：“惠电奉悉，卓见深情，感佩无已。对阴谋暗算，自当如嘱慎防，请释座念。”解放了，1953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到嘉庚先生寓所探望。嘉庚先生向总理反映福建落后，建议修铁路，发展工业，还谈到当时的形势和集美学校的一些具体问题，总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表态和说明，嘉庚先生非常高兴。时候他对很多人说：“总理确实伟大、谦虚，我没有次序地什么都讲，他不插话，耐心地听我讲完。我一共讲了多少问题连我自己也记不得，还是总理最后替我扼要地、一个不漏地归纳成几个问题，并作了明确的答复。”1959年集美学区遭到特大台风袭击，80％以上的校舍受损，嘉庚先生正在为校舍修复问题忧心，总理立刻打来电报慰问，并通知已决定拨款修复。总理虽日理万机，但对嘉庚先生的具体事业还是那么重视和关心，这使陈先生非常感动并念念不已。
    1955年8月，陈嘉庚先生开始了“祖国万里行”，起程赴东北、华北、西北、中南等16个省市参观访问。起程前，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对陈嘉庚说：“陈先生访问16个省市自治区确是壮举，祖国正在突飞猛进，先生对工业是内行，请多提意见。海南岛种植橡胶还有很多问题，先生是世界橡胶界的著名开拓者和和经营者，必有好意见和好办法。”当时，我作为厦门市副市长、陪同者之一，也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他对我们说：“要好好照顾嘉庚先生。写写日记，多作记录。”从“祖国万里行”回来以后，陈嘉庚先生对我说：“总理知人、理解人、体贴人、使我永远感激。我建议兴建福建铁路，并移山填海修海堤，鹰厦路与筑海堤一起提前一年通车，这和总理的部署是分不开的。我在‘祖国万里行’中提出的15项建议，凡是写信给总理的，都件件有着落。总理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
    陈嘉庚先生对国家大政方针和人民生活有什么意见，常常写信给周总理，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他早就准备公开批评，经周总理说明外交形势和当时各种关系后，就识大体，顾大局，服从党的决定，保留自己的意见。说到“一边倒”，他撰文这样阐明：“平等同行，结为兄弟友邦，以维持世界和平，绝非屈辱依附，自失独立尊严”。他写信给周总理，认为在首都和上海设立“苏联展览馆”有失民族尊严。后来这两个馆改名为“北京展览馆”和“上海展览馆”。我和陈先生在一起虽然经常交谈，但1959年8月25日的谈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前一天，特大飓风袭击厦门，为百年所未遇，给全市造成的损失很大，预告还会继续。25日市政府派我到集美坐镇守夜，我陪陈先生在一起，在住宅的客厅里彻夜长谈。生过去常常对我说：“毛主席、周总理真伟大”，这回从魂深处透出更为令人震动的知心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党！”
    陈先生从毛主席“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而为世界各国所未见”说起，盛赞周总理协助毛主席相得益彰。陈先生为周总理的渊博、德高、坚毅、勤奋、求实、机警、谦虚、谨慎所折服，认为周总理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经济理财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为古今中外所罕见。1958年1月，陈嘉庚先生右侧眼眶上隆起一粒肿瘤，经诊断为鳞状上皮癌，卫生部决定由肿瘤医院院长吴桓兴教授亲予放射治疗。几个月后，病情稍有好转；6月底，病势转危。周总理亲自前往陈嘉庚先生寓所探视和慰问。在病床上，他摸着爱国老人陈先生的前额和手，问了几句话，庄明理译成厦门话；然后转向大厅向周围的人详问病情。吴院长说：“不是很严重，正在继续治疗，肿瘤可以得到控制。”庄明理汇报遗嘱的内容，说“陈嘉庚先生表示，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的前途。”问及爱国老人的心情如何，我回答：“陈嘉庚先生保持镇定和乐观主义精神，他曾说过：‘冥冥吉凶如有定，付之天命惧奚益’，现在也是不忧不惧，一息尚存就要干下去！”周总理临行时指示：“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骨头很硬，有极可贵的民族气节，我们要全力延长他的寿考。”
    1960年初，陈嘉庚先生发生脑血管痉挛，眼点状出血，上京就医，被诊断为右眼肿瘤略有转移，一眼失明。陈先生的二公子陈厥祥（香港集友银行总经理）夫妇从香港赶来守候，第二天得到周总理接见，周总理说：“令尊是华侨领袖，为祖国作出很大的贡献，国务院每天派人了解病情报告上级，全力抢救陈先生。”二公子时年60岁，表示衷心感谢，夫妇一再行鞠躬礼。爱国老人的病情日见严重，转往北京医院后，仍然非常关心周总理要到印度和尼赫鲁谈判的事。四月他写信给周总理再三表示一定要注意安全，尔后又致信毛主席建议电告印度政府确保周总理安全。
    陈嘉庚先生于8月12日逝世。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的“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为爱国老人举行了隆重的丧仪。灵柩上盖着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移到中山公园中山堂接受公众吊唁。主祭人周恩来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致悼词。末后，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执绋送灵柩上灵车，运回集美举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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