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南部县西河地灯五十年

家乡区县: 南充市南部县

民间舞蹈,大多数有舞有歌,歌舞相连,既舞且歌,歌舞一体。而川北民间歌舞最集中的是在每年闹元宵的灯会上。因此这类歌舞常常被命名为××灯。这种灯,实际上是民间歌舞的代名词。
地灯,是南部县西河之滨流行的一种民间歌舞灯(戏)表演艺术样式。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的五十年间,在这一地区内,先后被发现的有七个村的地灯班社。它们分别是:大桥乡(现大桥镇)向家沟向仲一地灯班、柳树乡杨家坪地灯班、柳树乡青木岭地灯班、保城乡宋家坪地灯班、店垭乡荷花村贾祥昌花灯班、皂角乡文化站的竹马儿灯和双峰乡杜家班。它们之中除个别班社尚在演出活动或在音像资料和在少许著作中 粗略可见外,大多数被尘封在历史的山乡田野,而在世人的记忆中,几乎淡忘无痕了。
在南部县的民间表演艺术中,与地灯和傩戏关系最亲密的是灯戏。可以说大多数地灯班社,都演灯戏,而杜家班既演傩戏又演灯戏,唯独只有店垭乡只演花灯而不演灯戏。这些情况,都是笔者最近在对地灯和灯戏的老艺人的考察座谈中才知道的。
在有关灯戏的专著中,对灯戏的演唱路子和流派,在艺人中有四条河道之分的说法:即白河、东河、巴河、渠河流派。而南部的地灯和灯戏都集中流行在西河流域中段,所以,应该名符其实地称之为“南部西河地灯”和“南部西河灯戏”,属西河流派表演的路子。这其中也包括双峰乡杜家班的灯戏。它的傩戏演出中有“正坛”和“耍坛”之分。正坛,就是做法事;耍坛,就是演灯戏,以达到既娱神又娱人的目的。傩戏班的演出叫做“灯坛两开”或称“一折坛,一折灯”的形式。
关于地灯和灯戏的源流问题,据有关论述分析,灯戏是在以民歌、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民间戏曲艺术样式。而促使其产生、成长的基因,则是我国传统的花灯灯会。这种习俗,开始仅是提灯、持灯,以后逐步发展到唱灯跳灯。开始只是灯中有戏(挂灯中绘制各种人物故事),后来逐步发展到戏中有灯。即在灯会中,人们以花灯歌舞形式,搬演民间生活故事,逐渐形成了有鲜明艺术特色的戏曲剧种。这就是灯戏。所以,灯戏主要脱胎于民间花灯歌舞。在这一问题上,笔者想起一件有趣的事,那是一次在《傩坛戏》“申遗”的标题文字中,竟然把傩坛的“坛”字,改写为“弹”字。究其原因,说是某处的灯戏,是以“庆坛孕育了灯戏,而灯戏来源于庆坛”和以“灯坛两开”为理论依据,已经上报申遗了,所以这里的申遗材料只能这样写了。人们要问,这里怎么能把别人川剧五种声腔之一的“弹戏”拿去申请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呢?虽仅一字之差,这样的申请报告,谁又能受理?“傩坛戏”的称谓,是根据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四川傩戏志》经专家论证后统一命名而来的。
就拿一字之差而引发灯戏与坛的实质问题而言,灯戏与庆坛,完全属于两个体系的东西。灯戏脱胎于民间花灯歌舞;而庆坛一类傩戏,则是古代巫觋活动的遗响。灯傩二者母体各异,特色不同,各成体系。就是“灯坛两开”、“一折坛、一折灯”也好,本身也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不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称谓呢。至于在发展中,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依存或互相渗透的现象,那是很自然的。就拿杜家班在耍坛中所演的灯戏来说,它也是具有西河灯戏的特点,即灯戏就是灯戏,绝不是从坛戏中衍化而来。笔者在1986年,根据杜南楼口述演唱记录灯戏资料中,共有灯戏剧目《三件血衣》《善恶报》等35个剧目,灯戏唱腔歌谱25首,其中曲牌类别有七种,即:〔正灯调〕(胖筒筒)、〔副灯调〕、〔课课板〕、〔杂调〕、〔散调〕、〔祭文调〕、〔花调〕等。灯戏《张公道讨口》就是以〔正灯调〕和〔课课板〕两种唱腔演唱的。而傩中的“坛戏”其实质含义是,在庆坛祭祀活动中进行的、以祭祀奉神为主要构架的、宗教仪式与戏剧相结合的特殊戏剧样式,即仪式性戏剧。这就是坛戏。
店垭花灯正式演出时,在演出场地的中央竖一盏“主灯”,在场地的四角各竖立一盏比主灯略小的“排灯”。他们演出的基本样式为:一、〔大出场〕分4种组合出场:1、引宝人开道,随即引出青、黄二龙入场;2、十二采茶男女提茶篮入场;3、花子(又名打岔和尚)1人;4、笑头和尚引出两头狮子。共计33人出场后,各自起舞表演,最后由采茶人领唱众合《闹元宵》歌,完毕后,定位各展舞姿亮相退场;二、〔表灯〕灯官和二差役,歌唱《表灯调》介绍将要表演的花灯节目;三、〔龙舞〕引宝人引出青龙(男7人)、黄龙(女7人),二龙入场翻腾起舞;四〔抬驿官〕驿官骑单杠,由二差役抬着上场,一告状人与驿官用说唱方式表演告状断案中的诙谐可笑的唱词;五、〔茶歌舞〕男女各6人,手提采花篮,歌舞表演耕地、种茶、采茶、谢茶等系列茶劳作过程;六、〔采莲船〕由划船花子在船头船尾各1人、幺妹站船中、彩女手提花灯船两侧各2人,演唱《采莲曲》,歌完时一男一女持钱棍在船侧表演《二十四孝》歌的《柳莲柳调》完毕退场;七、〔玩花歌舞〕由驿官和二差役与五彩女表演嘻戏玩花歌舞,唱《闹五更调》和《雪花飘飘歌》,驿官在表演高兴极至时,脱下衣、帽、靴去投打彩女,热闹非常;八、〔算命〕由算命瞎子1人和1人牵瞎子、算命人男女各1人,通过说唱,宣传破除迷信和勤劳致富的科学道理;九、〔马马灯〕男4人扮牵马人和赶马人,女演员2人,各腰间系道具马,通过绕场沿主、排灯奔跑后,在歌唱《小小马儿调》中,作牵马、赶马姿态变换表演送财、贺春歌舞;十、〔哥背妹〕由1男演员背一道具女子表演;另一男演员扮笑头和尚,手击木鱼配合演唱《佛经歌》,二人表演诙谐有趣的歌舞;十一、〔耍猴戏〕扮猴演员4人,扮耍猴人1人,手持鞭子。耍猴人又令扮猴演员在场内作各种猴状动作,如人上重人、乌龟爬沙等表演后,耍猴人又令扮猴演员爬上用11张方桌搭成四层的金字塔形的叠架桌上,从下往上翻在四层顶上,用篾编晒席卷成筒,由一猴人钻进筒内,将筒立于桌上,其余三猴人扶住席筒,筒中猴人爬上筒顶端做惊险动作,名曰“上天梯”;十二、〔狮舞〕店垭花灯的狮舞有双狮舞、巧拾金钱、双狮吞月、笑头骑狮等多种表演样式,狮舞在激烈的锣鼓声中,亦庄亦谐,火爆威猛。
20世纪90年代,店垭花灯老艺人贾祥昌与店垭小学共谋发展,整理编写出了用于学校艺术教育的课本教材《花灯》,同时培养出了一大批“小小跳灯人”。他们用灯、用歌、用舞、用情,歌颂党的富民好政策,赞颂改革开放新时代,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
在店垭花灯之外的另一类模式的几处西河地灯,即宋家坪地灯和柳树乡杨家坪地灯等,以演“审灯串歌舞”为一整体结构样式的地灯模式。它们在演出活动中有的还可以增演灯戏、杂技、龙狮舞等内容。在演出场地内不布置主灯、排灯的灯场。它们的演出样式是:一、〔灯场跑马〕由女演员2人扮彩女,腰间系道具马;男演员2人(丑)扮赶马人。4人共同表演跑马灯歌舞,唱《跑马调•正月里来闹元宵》和《小小马儿不用忙》歌。在锣鼓声中,载歌载舞变换场地方位表演。二、〔灯头上灯场〕由男演员(生)1人扮灯头,以道白、坐诗等形式表演,为了承办“唐王还愿元宵大放花灯”一事而挂念之心境。三、〔灯官听表灯〕由灯官(丑)和二差役(丑)用独杠抬出灯官,在灯场传唤灯头,由灯头向灯官汇报灯会准备情况的“表灯”。灯官与灯头以问答方式,相互表演,灯头采用灯戏的(胖筒筒)曲牌,宋家坪地灯用此曲牌;而柳树地灯则用(红鸾袄)曲牌,演唱表述灯已备的十二盏高灯、二十四盏花灯名称。四、〔灯官巡视灯场审视花灯歌舞〕灯官在审视过程中,首先传来治更人(丑)领着二彩女,三人共同表演治更玩花歌舞,唱《闹五更》歌。接着在灯场的另一角,又传唤了钱棍领舞者,由二男(丑)演员领来二彩女,手持钱棍,为站在高处的灯官表演,二彩女在歌舞中,用钱棍分别击男演员的肩、背等部位,在演唱《金钱棍调•雪花飘飘歌》的最后一段歌词时,灯官越看越高兴,就下到舞场与歌舞者同舞,歌词唱到:“老爷下来了,老爷下来了,就用棒棒敲,天一棒、地一棒就敲在老爷头上了。”老爷手舞足蹈地跳着,连官帽子都跳落了。表现与民同乐、欢聚一堂的情景。紧接着,歌舞灯的表演者二彩女,手提花灯上场来,以面对面地舞动花灯唱《姊妹灯•十字歌》,每唱完一段后,互相变换位置表演,歌声悠然动听。在锣鼓声中,由二车夫(丑)各推一辆双轮的花车,车中坐着一彩女手扶着车架,4人以轻盈的舞步,唱《花车灯调•十二月歌》,表演着手推车灯的各种姿态舞蹈。在灯场另一角处,由一男演员(生)扮摇船者手持船桨,船蓬中一彩女手扶船舷,二人共同表演划船歌舞,唱《彩船调•佛头歌》,歌毕,在锣鼓声中,灯官兴高采烈地在差役的陪同下退场。整个以灯官审视花灯串歌舞的一堂地灯歌舞灯(戏),在欢快的锣鼓声中结束。
从共生文化中的地域文化圈现象来看待南部地灯与巴渝舞文化的遗韵衍化形成的因素,其理论是可以成立的。据地方史料载文《古老的土著》云:今南部县境,最早为充国县地。《太平寰宇记》载:“充国县故城,新井县东北二十八里(今南部县万年乡),其城东北去阆州六十里。”考古证实,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息,较早的要算彭人。今阆中彭城坝及南部县保城乡的“彭定故宅”皆为上古彭人住地遗址。据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云:“巴之一为彭”。由此可证,这里除彭人外,后来还有濮人。据董其祥《巴史新考•悬棺分布》106页载:“南部县老鸦岩1979年,在考察中,据目击群众反映,岩穴上有红色棺材一具,岩咀突入江心,高约百余米,悬棺置放条件具备。传说较可靠,应定为悬棺葬遗址。”悬棺是古濮人(僰人)的葬制。据四川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教授考证,商周时期,阆中为彭国之都城。后世还有彭城乡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彭国为《尚书•牧誓》所言八国之一,曾参与周武王伐商灭纣王的战争,巴人组成的“虎贲军”挺校执盾,“歌舞以凌殷人倒戈”,取得了“牧野之战”的最后胜利。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到秦末,阆中巴人领袖范目,率七姓巴人组成汉军前锋,以这种战舞助汉王“还定三秦”战事中,被汉王命名为《巴渝舞》。汉王因范目立了大功,封目为侯,并免除参战的罗、濮、昝、鄂、庹、龚、夕七姓巴人的徭役和赋税。据南部县地方史料《舆地纪胜》云:蜀李特妻罗氏西水县(今南部县保城乡境)人,罗氏系南部县土著先民賨人后裔。以貌美武悍,婚配賨民起义领袖李特,在反抗西晋统治斗争中,罗氏随夫,后随子李雄转战川西北,在攻成都战斗中,李特负伤死后。永兴三年(306)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汉”(政权四十七年),追封罗氏为皇太后,遗体归葬家乡(今南部县丘垭乡),皇娘坟处有庙名醴峰观,今系国保文物。

苏昀(2014-06-03)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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