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份。南部县人民同全国军民一道，在八年抗战中竭尽全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凯歌。
一、民族精神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兴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华东大片国土被论陷，国家处于危亡时刻。迫于全国军民抗战压力，和中共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有力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日军占领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狠狠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破了日军妄想一举吞并中国的美梦。
日本军国主义眼看不能速战速决灭亡中国，就采用空袭中国大后方的野蛮行径。四川是日军空袭的重点地区，川北南部亦未幸免。1940年到1944年，日机先后三次蜂拥南部上空，对南部城乡进行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民众数十人，遇害同胞血肉横飞，尸骨遍野，惨不忍睹。很多妇女、儿童受惊骇后，神经终身失常。轰炸时，还炸毁民房二百多间，毁坏良田、森林一千余亩，毁损成熟的粮食、棉花三万多斤，连五十多头牲畜都未逃脱劫难。侵略日军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齿愤恨，点燃了全民抗战的熊熊烈火。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南部人民大力宏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中共南方局和川北工委领导下，中共南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蒲善全、向仁、尹绍伊、张全凯，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张绵祜、贾良骏、雍发珍、谢芳茴等人，通过各种形式，在全县开展发动全民抗战运动。在县城地区通过抗战报刊、标语、传单进行宣传，并召开大小型群众集会，会上由理论水平高的学者发表动员抗日的演讲，启发群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当时的宣传发动工作，不但在县城立竿见影，而且很快传遍全县城乡各地。中共党员王正贤、杨明坤、席自成等人，在大王、兴隆、碑院各地农村，广泛发动群众，把抗日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升钟、黄金、三合、盘龙、王家等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陆续兴起。同时，还把学校师生、知识青年、文艺界人士，组合成各种形式的抗战“宣讲队”、“宣讲团”、“艺剧社”，奔赴各地城乡，深入街道、农舍、村院宣传。通过演唱文明戏、话剧、对口词、快板、歌曲，把《捉汉奸》、《小放牛》、《还我河山》、《保卫家乡》、《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有象征启发性的剧情、歌词演活唱神，达到了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老干部王正贤（已故）同志回忆，每当演唱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衰老的爹娘！流浪啊！流浪……爹娘啊！爹娘，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时候，听众无不声泪俱下，群情激昂，齐声高呼：赶走日本强盗！还我河山！抗战到底！保家卫国！
工商界人士何仁辅、杜利生、易治君等相约各界同仁、好友，座谈议商救国御侮之道，立誓“要与民族同生死，与国家共存亡！”县教育局长汪葆初写了《七、七引》檄文：“昔日义气，今何怯，……不逐日寇，罪当诛……”愤怒遣责亲日派。他们的义举，对全民抗日运动，起到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作用。
在全县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县长何庆迫、南阆盐场署场长卢正太等上层人士，也转变态度，由阻碍抗日变成主动抗日，积极宣传抗日，召开会议号召动员抗日，进一步推动了南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二、十万壮士赴国难，驱除日寇保家国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统一战线旗帜，在全国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救亡抗日。四川军阀主席刘湘，经过中共的统战动员工作，转变抗日立场，主动请缨抗战，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抗战前线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刘湘率40万川军，包括七个集团军和独立的军、师、旅各一个。分道由川鄂、川陕两路出川。浩浩荡荡的川军队伍，成为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的主力军。当时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同时，四川每年还要为前线征送壮丁10到30万人。
在川军中的南部籍将士达八万之众（包括逐年征送壮丁三万多人）。南部广大的学生、青年，爱国热情很高，出征抗战的决心很大。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们，组织成“志愿军”、“义勇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奔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1938年春夏，由500多名大、中、小学生和青壮年，自愿结合，组建成一支“志愿军”，赶赴抗战前线，英勇参战杀敌。次年，碑院寺以周先济为首的数十名青壮年，联名请缨抗战，在陈词中写道：“日寇咄咄逼人，凡属炎黄子孙，频闻国土被占，同胞被杀，妇女被奸侮等针心噩耗，怎不怒发冲冠，光济等本着匹夫有责之义，决心辞别年迈的父母和娇妻弱子，赶赴抗日沙场，不收复国土，誓不生还”的豪言壮语。他们的爱国壮举，影响着前线和后方千千万万军民。
在川军中的南部籍将领柴意新、李麟昭、贾来熏、刘兆黎、吴大林等大批军人，日夜战斗在抗战前线，身经百战，带领部队顽强抗敌，与日军寸土必争，战功卓著，柴意新喋血常德战场，李麟昭病故衡阳前线。
红军在南部和长征时期，南部先后参加红军的人数达二万余人。他们跟随红军长征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到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昼夜战斗在日军的心脏里。八路军南部籍将领刘大坤、汪易、陈靖、张海、李孝全、朱家华等人，都是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锻炼过来的，他们是在八年艰苦抗战的战争岁月里，滚打成长起来的一批高级军事指挥官，是人民的功臣。
三、后方当前线，齐心作贡献
“七·七”事变后，华北、华东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四川就成为全国抗战中心，抗战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主要靠四川。
1938年至1940年，四川每年解入国库的正税额达八个亿，超过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0%以上；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公粮稻谷八亿三千万担，占全国总量的40%；1937年至1944年，四川捐献飞机、大炮款七个亿。不足四十万人的南部县，肩负着数额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供给。全体县民认真响应“节衣缩食、充裕晌糈”号召，勒紧裤腰带，以野菜充饥，减三餐为两餐，竭尽全力，为抗战出人、出力、捐粮、献金，积极作贡献。
1938年至1945年，南部缴纳入库税款六千万元，捐赠飞机、大炮款三千二百万元；1938年至1940年，南部征粮折法币四十二万元；1941年至1945年，南部征收稻谷三千四百万担，征购稻谷三千三百万担，集谷慰军五千三百万担，年均人平在60担。献金抗战运动中，定水寺（凤台乡）农民何伯超（何影俊），慷慨解囊，将祖产业40亩，全部捐献出变卖，作为购买抗战的飞机、大炮款，自己下苦力，维持一家人生济。南部县长给予嘉奖，四川省政府授予他“毁家纾难”大牌匾和奖状。这种舍家救国的爱国精神，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同时，南部县民为运送抗战物资出川，先后修筑通了南（部）顺（庆）公路和南（部）仪（陇）公路各二百余里；输畅嘉陵江纤道四百多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