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各地书店发行过一本叫做《捷声速记术》的小册子，扉页上标明“刘越著，邓纲编，江南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一种用极其简略的符号记录语言的快速书写方法。这种速记术，以其音符的合理配置，科学的省略方法而自成体系，在当时国内各式流线速记中独树一帜。仅管他从未办学授课，也不搞函授辅导，而广大速记爱好者读其书便能无师自通。由此全国自觉成材者不可数计。当年许多自觉捷声速记术的年轻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专业速记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北京语言学会理事李裕德早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捷声速记术》一书，只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便能运用自如。当代速记界公认：刘越是中国唯一不办学而能普及速记术的人。1983年全国速记选手聚会丹东市，举行空前大奖赛，辽宁青年选手抚顺市档案科长陈春华（后任抚顺市委办公室主任）荣获第三名，恰是自学“捷声”的。当这位选手打听到“捷声”创始人尚在四川省南部县中学校执教时，立即发出贺信向这位从未见过面的老师道喜，殊不知老师刘越就在大奖赛前夕留下一部比“捷声”更为精妙的斜线体新著《经纬速记术》遗稿，与世长辞了。 （一） 刘越，笔名捷声，1922年生于四川遂宁县太平乡，父刘高，入黄埔军校五期，任职南京。1931年刘越随母成氏去南京，就读扬州中学。是军侵华，回成都读联中，后报国从戎，考入成都军校十七期炮科，1942年毕业后任成都空军机械学校军事教官，此间曾参加考试院高等考试，荐任县长，未赴任。1948年任成都保安处速记员，1949后任保安团连长，驻乐山、邛崃、刘邓大军入川，刘越率部起义，整编后身体不适，资遣回蓉。1951年参加南充干校学习，次年调南部中学任高中语言教师，遂为终身职业。然而刘越早在四十年代就热爱速记，业余自学世界语及英、法、德、日、俄语，研究中外各式速记，先后著有《中国各式速记述评》、《速记务实》等书，在上海出版，时年26岁。紧接着又自订计划编著《中国速记学丛书》。五十年代初，他在总结中外各式速记优劣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速记术科学化，锐意创新，精心设计速符，为使符号配音符合字音规律，与妻妹共同整理教育家陈鹤琴原著，核实《红楼梦》等书共九十余万字，积卡数万张，从中总结出汉音节和汉字出现频率，为速记创案提供了科学依据，出版了《汉语字音次数表》，在此基础上，反复切磋，终于著成《捷声速记术》一书，于1951年由南京江南出版社出版，次年再版，三版，总印数达一万一千余册，这在当时速坛还是创记录的。《捷声速记术》是椭圆体系的一本新著，对当时的流线速记有重大突破。它的独特优点，首先在于处理韵符方面有创新。汉语的韵母比较复杂，很难处理好，刘越利用互补原理将i、u、ü三个介母合并了，这就减轻了记忆负担；在处理拼音符时，刘越又做到了既是两拼，又让人容易联想到三拼，韵符的拼写也十分容易掌握。其次是巧妙地运用了各种省略方式，不仅有固定略符，而且有简连略符和十分实用的附离略符。简连略符，而且有简连略的基础上再大胆地连写，例如用“mz”代表“民主”，“g”代表“国家”，“mzg”便成了“民主国”。这实际上是一种“板块化”的处理，是许多拘泥于“按词连写”的速记所未能采用的。再加之《捷声速记术》编排合理，讲完基本声符之后便立即讲简符，而当时不少速记书都是讲究拼音符之后才让略符出场，要麻烦读者改学。《捷声速记术》的特点就是“捷”使人易学、易用、易识。书一问世，就受到国内速记界的高度重视。中国老一辈速记家、现北京速记协会理事长唐亚伟称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比起一般符号搬家方式有天渊之别”。速记界前辈范之深后来亦认为“捷声”为中国速记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范老从回顾我国十九世纪末的“传音快字”到二十世纪初的“闽腔快字”以及四十年代的各或速记，“自己均处在摸索之中，未能跳出框框看问题，深感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不象歌舞曲艺那样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亦说明速记界的贤哲为天下先之不易。而刘越却能超乎百舸争流之外，从学术角度出发，著书立说，……为中国速记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刘越的《捷声速记术》问世，时年二十九岁。有人问他：“刘老师，你何不举办函授班，向全国普及你的速记术呢”？刘越笑了，他认为：“聚敛好奇者的资金，不等于学术上的成功。我的‘捷声’术只是开头。中国速记事业需要开拓啊”。 于是，刘越利用教学的余暇埋头著书立说，系统地研究速记理论，系统地搜集中外速记信息。他打算出一套《捷声高级速记学丛书》，包括《速记是什么？》、《速记发展简史》、《中国速记的现况》、《速记学的原理和运用》、《速记的要领》、《速记学概论》等等。 然而，速记事业毕竟不同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任何事业，即使与速记孪生手足的命运也不尽相同。文字改革能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而速记则由爱好者自己承担风险。一叶扁舟，沉浮前进，路途之险阻，可想而知。尤其速记如何走向当时建设与改革的激流？这是单凭个人奋斗能够解决的课题。刘越知难而进，几年下来，积稿盈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只有江南出版社出版了其中《速记是什么》和《速记发展简史》两本书，《速记是什么》言简意赅，讲明速记的意义、特点、分类和功用；《速记发展简史》则概述中外速记历史以后，比较了各式公式的优劣，并指出今后速记改革方向。其余《汉语速记学》等书稿，仍在不断整理中。 1957年，正当他对《经纬速记术》草案进行紧张修订过程中，突然祸从天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不服，被开除公职，派往凉山彝族自治州劳动教养。筑路、打夯、抬石头、背水泥，一晃就是四年。他在肩挑背磨中，仍念念不忘速学，不断构思创作。每当恶劣天气停工，甚至在身负工伤卧床治疗过程中，坚持整理速记方案和理论，直到1961年在旺苍筑路工地上完成初稿。1962年从劳教工地释放回来，白天靠卖苦力养活家小，夜晚则坚持反复修改速记方案，并经译写数百万字证实完善之后初步定稿。随即又动员全家译写数百万字进行验证，1964年最后定案。十年动乱，速记被视为异端，而刘越仍对其爱不释手。有人劝他，速记即将被录音机取代，何苦偏爱如此？刘越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他说：“录音机可以把有声的语言保留下来，让人听了又听，但不能使语言变成文字，使人看了又看，更不能录下无声的语言，供人斟酌修改。可见录音与速记各有各的用途，谁也代替不了谁。再说不管机器如何发达，人总不能象《甘露寺》里的贾化那样，腰里别着刀枪剑戟锤，老带着录音机、速记机、打字机、计算机之类的‘武器’，而总是时刻不离地带着他的双手——万能的武器；何况人要是想在随便一片什么纸上或笔记本上写点什么，机器未必能有手写那么方便。”刘越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进行试写验证，不止于至善，决不罢休。直到1982年在南部县文秘干部学习班上讲授，只花了十六个小时，学生就能掌握运用。刘越研究汉语速记三十年的心血结晶，一旦得到社会承认，不胜欣慰。次年刘越病逝，其遗稿由其妻秦峨整理送交中国速协，我国著名速记权威、武汉速记秘学院院长邓纲先生读后，拍案叫绝，称为“手书体斜线式速记中的一枝奇葩”。“在解决速符表现汉语语言快速书写问题上有独特贡献”。于是，立即为书稿撰写《前言》向读者推荐，并指出《经纬速记术》的主要贡献在于： 1、圈符作为整个体系运转的轴心，恰好与汉语音节i、u、ü的中间地位达到巧妙的结合，使整个符形运转自如，沿书写线向右延伸； 2、一般速符用连线充当，刘越所采用的几种手段，都是其他速记所没有用过的，如：①词首音节平线符e、o（uo）是不利于和后面的斜线符连写，他采用声首韵符号解决了；②中高型符跨线写在控制线上，表示前音节ang韵符，使书写缩短了横向间距；③用词首声符跨线省略ao；④声符d在词中词尾连写不便，改为钩形符；⑤用后音节声符跨线写表示前音节en，其他符形仍回写到基线上。以上都是刘越同志的独创与巧妙安排； 3、为解决可用于斜线体系速符少的问题，他合并了zh、ch、sh和z、c、s；利用韵符空白合并了ong—un，e—o，en—eng，利用结合声符解决汉语韵母过多的现象； 4、前连后连省略体制，双声叠韵的处理，简称、定型符的连写与组合，都使速符汉语化达到有机统一的高度。 邓纲先生随即将《经纬速记术》书稿付印，作为武汉速记文秘进修学院教材，让读者“领受作者一生在速记方面的伟大成果”。而将刘越的另一遗著《经纬速记学原理》书稿留校珍藏研究，伺机印行。 （三） 1962年刘越入南部县城一个街道办的水泥预制件厂做工，过着清苦生活，十余年间仍始终坚持业余自学。当他的《经纬速记术》方案基本创定，又把注意力转到汉语语法研究，探索汉字现代化。他从报刊上获悉国家在搞机器翻译，就想到机器只能逐词对译，无法造句，于是探索汉语句法公式，经过十一年的努力，终于总结出了千变万化的汉语句子可以由基本公式推导出来的规律，于1973年完成了《汉语语法新讲》一书，书稿送到几个出版社，不是不对口，就是不识货，退回了。全国科技大会期间，他满怀激情写了《论汉语词序与虚词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献礼。他看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CHOMSKY教授提出了英语句法公式分析，而且形成了转换生成语法学派，与自己的构想竟是不谋而合，虽然晚了十多年，但在中国还是开始。他决心在原基础上再从汉语表层结构进一步探讨汉语的深层语义结构，发便送给有关方面，如计算语言学、机器翻译等研究单位参与。他用数理逻辑方式研究了汉语句式，于1980年秋写成《词序语法学》送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复信说：“这是一个新观点，能否在实践中经得起考验，有待进一步研究”。该书由于观点新，文字写得非常简明，举例不多，送到其他杂志社，均未受到青睐，刘越一度不服气，曾要求公开评议，但并未气馁，仍深入钻研。 八十年代初，刘越已落实政策，平反纠错，恢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任重点班语文教育。他在教学上勇挑重担，争创奇迹。业余时间还从事语言教学研究，编著有《作文教学法》、《词汇总表》等，深受广大师生的敬重。特别是刘越一生坎坷，无怨无尤，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坚贞不渝，更受知识界的信赖。1981年刘越被选为南部县人民代表，随即进入县人大常委会，参与县政协工作。刘越精神振奋，争朝夕，创奇迹，一片丹心，报效国家。1983年9月患急性出血热病，仍坚持教学不辍，课余辅导学生，以致延误治疗，不幸于9月29日逝世。噩耗不胫而走，全国速记界含哀相告，个个悲痛万分，竞相撰文悼念，武汉速记学院专办《刘越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黎洪基、宋桧华、赵明月、唐亚伟、范资深、徐培汀、李裕德、赵帮典、赵伟等著名学者，交口称赞刘越“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文武双全，造诣精湛”；其为人“纯朴本份，治学严谨，从不说过头话；师德师术，世所少有”。“堪称处逆境而坚贞，含羞辱而著述的人”。“终于用坚贞的实践为我们写下了攀登速记高峰的《天路历程记》”。“不愧为杰出的速记理论家”，尤其是刘越书信往来切磋学术四十余年竟未见过面的邓纲先生，更为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而悲痛欲绝，常在大庭广众，每一提起刘越，便声泪俱下。他以《刘越同志，你的精神鼓舞着我奋勇向前》为题，撰写纪念文章，勉励自己，激励在校师生，要象刘越那样为速记和科学化而鞠躬尽瘁。 主要参与资料： 1、武汉速记学校《刘越同志逝世一周年特刊》； 2、刘越妻秦峨女士提供的资料； 3、《经纬速记术》的《编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