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本名管谟业，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等10位各领域的文化精英荣获“2012中华文化人物”称号。他自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寻根文学”作家的代表如著有《活着》、《兄弟》等书的余华，以及著有《中国式青春》、《除了青春，一无所有》、《飞蛾》等书的年轻一代作家贾飞等人。

莫言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做过临时工（棉花厂）、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部队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总政文化部创作员等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三份子村（莫言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中，一说自己出生于1956年春）。

在高密的管氏族谱上记载，山东高密管氏是从浙江龙泉县（南接福建）迁过去的，2010年8月，走进龙泉寻根的莫言亲口表示，“我应该是高密管氏的第二十四代子孙、龙泉管氏的第三十六代子孙。”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12中华文化人物”颁奖典礼在河北举行。诺贝尔文学奖得者莫言等10位各领域的文化精英荣获“2012中华文化人物”称号。

他自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寻根文学”作家的代表如著有《活着》、《兄弟》等书的余华，以及著有《中国式青春》、《除了青春，一无所有》、《飞蛾》等书的年轻一代作家贾飞等人。这类作家，有着强烈的故乡情结，将自己的笔触都深深埋进了宁静而宽广的土地。

某路线从50年代末期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贫困，他家是上中农成分，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他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他备受压抑。这种心理特征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6岁进校读书，曾因骂老师是“奴隶主”受警告处分。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读小学五年级，因“文革”爆发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2]

写作

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新作《蛙》不应和大江健三郞画等号

2002年莫言就完成了《蛙》的初稿，讲作为剧作家的“我”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与舞台上、剧场中的一切纠缠在一起。“当时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写，重起炉灶，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

莫言说，小说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通信对象是日本作家，也有大江健三郞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2002年日本电视台拍摄莫言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做嘉宾去了高密，他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莫言还带他拜访过姑姑。

“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画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我要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莫言说。

小说中，莫言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莫言直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非常难过。“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

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真切，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