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英将领刘耀椿

  刘耀椿（1784—1858），字庄年，抗英将领，贾戈街道刘家王封村人。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中进士。曾任安徽颍上、阜阳知县，六安、泗州知州，庐州、安庆、颖州知府和金厦兵备道等职。 安徽颍上县地处淮河流域，境内连年水患。刘耀椿任知县后，捐俸银一千两，组织百姓修筑堤坝，治住了水患。阜阳县内伙匪横行乡里，民不聊生，耀椿任该县知县后，设法捉住了这伙土匪，百姓感恩不尽，以“青天”相称，并在其饮过水的泉上建亭，名曰刘泉亭，以作纪念。他因政绩卓著，随即升为安徽六安知州，到任后迅速公正地处理了积案，以致狱无冤民。同时，捐俸银一千六百两，修建了六安赓书院。他在地处长江北岸的安庆任知府时，捐俸银两千两组织民众修堤筑坝，免除了年年秋天江水泛滥的水患，百姓称此堤为刘堤。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他被提升为福建兴泉水道兼金厦兵备道。又捐献数千两俸银修筑城防，招募训练水兵，引进新知识，新工艺，“师夷长技以制夷”，协助闽浙总督邓廷桢、颜伯焘抗击英军，禁止鸦片，始终站在抗英第一线。他赏罚分明，策励群才，同心协力，组织地方军民外攘内侦，拔本塞源，为守卫厦门，抵抗英军侵略做出了贡献。1840年六七月间，英舰两次进攻厦门，在刘耀椿和水师提督陈介平率厦门爱国官兵的英勇抗击下均告失败。1841年8月26日，英舰36艘闯至厦门发动进攻。耀椿冒着密集的炮火指挥战斗，顽强抵抗，激战数小时，终因兵力不足，敌装备精良，厦门失守。耀椿退守同安后，积极协同颜伯焘整顿军队，筹备火力，征募新兵团练乡勇万余人，军民结合，昼夜轮防，主动袭击英军。后来，他改做后勤工作，因成绩显著，升四川按察使，未到任即撤回成命，降为候补道。不久削职归里。居家期间，因协助政府训练地方武装有功，朝廷赏他六品官衔。 刘耀椿不但政绩卓著，还利用公余著作，主要著作有：《颍上县志》、《海南归棹词》、《神器图说》、《庄年治兵书》、《青州府志》等。民国《山东通志》有其事迹。

  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著名考古学家，景芝镇万戈庄人。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专业时，爱上了考古工作。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职，攻读考古学。其间，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1933年赴英国留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四川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 1928年3月，吴金鼎对山东章丘县龙山镇5里处的城子崖文化遗址发生了兴趣，经发掘、研究，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发现与命名，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1930年至1931年，他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等人又进行两次发掘，于1934年发表了报告集《城子崖》，揭开了中国远古文化根源之谜，以大量的资料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有力地粉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并得到了公认，为史书无载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面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一座丰碑。 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吴金鼎博览群书，刻苦钻研，以英文出版了《中国史前的陶器》一书。此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最为详尽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必读书目。吴金鼎获博士学位后于1937年回国。时值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中国考古学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他先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后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8至1940年，他到云南大理附近的苍洱考察发掘，发现遗址32处，并主持挖掘了数处，撰写了《云南苍洱境考古》一书，奠定了西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的基础。 1941年至1943年，吴金鼎在科研经费极为拮据的情况下，坚持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对汉代和五代十国时期的艺术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有他的事迹介绍,称他是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

  民主革命先驱刘大同

   刘大同（1865—1952），原名刘建封，又名刘石荪，民初改名刘大同，字桐阶，号芝叟、风道人、芝里老人、天池钓叟等，民主革命先驱，清末秀才，临浯镇芝畔村人。年轻时就思想进步，追求真理，痛恶专制的封建制度。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委勘奉、吉两省界线，兼查长白山三江之源,刘建封时为勘界委员，并为同事领班，亲率测绘生5员、队兵16名，历经千辛万苦，对长白山进行了空前的一次全面勘查，填补了历史上的空白。他先后写出了著名的《长白山江岗志略》、《长白设治兼勘分奉吉界线书》、《白山纪咏》3篇著述。还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绘制了长白山江岗全图，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1909年11月，刘建封任安图县第一任知县后，招民开垦，发展农业；创设林政局，发展林业生产；重视教育，成立教育公所；力昌商业，建立商务公所；设立邮政机构，开办邮政业务。任职3年，政绩卓著，“历任东督皆敬重之。” 随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刘建封萌发了推翻清代专制王朝的信念。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北，人心震动。刘建封随即响应，举义旗于安图，成立大同共和国，并通告中外，面对清军的镇压，刘建封毫不畏惧，迎战敌军于牡丹岭。起义失败后，刘建封东渡日本，奔走岭南、山东、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参加兴中会、同盟会，跟随孙中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改名大同。 1925年，他在上海主办《野语》杂志，进行反封建反迷信宣传。1933年11月，李济深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通电响应。“西安事变”前后，他于天津法租界主办《渤海日报》，抨击蒋不抵抗政策，蒋下令封闭了报馆，并派刺客刺杀未遂。日军侵占天津后，要他承认满洲国，他把文件撕得粉碎，厉声道:“任他风雪十分苦，不受东皇半点恩!”他在《被难自述》一文中说：“予为政治革命，垂四十年，其间抄家二次，引渡二次，通缉七次，悬赏逮捕三次，监视二次，驱逐三次，受审十一次。艰险备经，屡濒于殆，然从未伤及发肤。……天变地变，而我之救世主义不变，此予之本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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