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90周年之际，6月26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福建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张广敏为第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入选街区福建长汀店头街揭牌。揭牌仪式后，单局长一行参观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汀革命旧址，包括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中央红色医院前身——福音医院，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旧址——辛耕别墅，中共福建省委旧址——中华基督教堂，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旧址——云骧阁，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旧址——张家祠。长汀，曾是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福建苏区的首府，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市级红色政权——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它的故事，是那个红色年代的缩影。

     半个多世纪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遍行华夏大地之际，曾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一个是湖南凤凰，一个是福建长汀。”除了美景，长汀还拥有众多红色遗址，如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旧址、中央红色医院前身——福音医院、中共福建省委旧址——中华基督教堂等地。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都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组织召开会议，商讨我党历史上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店头街，更有“红色一条街”之称。

悠悠古街

    店头，在客家语中是最好的集市商铺的意思。店头街的悠久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代，长汀旧镇南门外有小规模的零星物品交换，北宋时在此设店头市。随着南宋汀江航运的开通，汀江成为闽粤赣边区的经济大动脉。临近码头的店头市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市场日益繁荣，集市盖起了店铺，逐步发展成街市，俗称店头街。店头街真正繁荣于明清时期，到明代，汀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往来的货船有“上八百，下三千”之说，本地生产的雕版印刷品、玉扣纸、竹木、烟叶、土茶、皮枕、纸伞等物资，由汀江水运到广东潮州、汕头及东南亚各地市场，又从外地运回食盐、煤油、海味、药材、布匹等紧缺物资。

几年前，当地政府对店头街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基本恢复了老街明清时的旧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年来的人可多了，这跟红色旅游升温有关吧！”街上的一位老者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汀是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福建苏区的首府，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市级红色政权——汀州市苏维埃政府。一大批红色企业、金融机构、合作社、供销社、红色商铺相继成立，有力地促进了苏区市场的繁荣和发展，为长汀赢得了“红色小上海”的美誉。当年，苏区的军需民用物资，从白区通过汀江这条红色经济大动脉辗转到长汀，在店头街等街市进行交易，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陈云与店头街

    1 932年春，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机关设立在汀州镇水东街204号张家祠内。1933年6月，陈云以全总党团书记的身份，到汀州巡视工作，曾多次到此。在巡视中，他发现中央苏区的职工会过去虽然领导工人与雇主签订了许多劳动合同，但很多合同的条文都是照抄苏维埃政府的劳动法和省工会的斗争纲领，“大半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显得很“呆板”，“不能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形”。

   针对苏区过去签订合同的上述弊端，为指导企业采取切实措施，重新订立劳动合同，陈云对店头街汀州京果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找到两个党员，详细地询问了企业的营业、利润情形，合同的实行情况，对订立新合同的意见和要求等，得知店铺进货渠道阻滞、上半年的生意有3个月的清淡期、雇主对工人的过高工资要求难以负担等情况。经过这个考察，陈云“对于企业情形和工人情绪有了大概的了解”，订立新的合同时就心中有数了。之后，陈云在汀州京果店接连召开了3次党的支部会议，认真听取每个党员工人的报告，并亲自找工人群众彻夜长谈，要求他们把“任何细小的怀疑与不满”都提出来讨论。在此基础上，陈云与党支部一起，提出了对工资、工作时间等方面的意见，大家“一致主张改订一个临时性的合同”。经过党员大会通过后，再分配党员到各店去宣传，征求工人们的意见，充分“考虑了群众的要求”，然后草拟出新的劳动合同条文。新的劳动合同条文产生后，即选举由党支部领导人、工会负责人、工人代表组成的签订合同的“五人委员会”，领导工人同汀州京果业各店老板签订合同。由于合同条文切合京果业的实际，普遍为雇主们所接受，劳动合同签订顺利进行。

    在陈云精心指导下签订的汀州京果业劳动合同，是中央苏区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的范例和标本。此后，在苏区各行业内普遍仿行、推广。这种劳动合同的签订，对于改善苏区企业的经营管理，推进根据地工商企业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老街上走出的 将军和医学博士

     第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前夕，笔者听闻，店头街的一位老红军专门给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封亲笔信。这位叫做涂通今的老红军已经97岁了，他是店头街的又一个传奇。他不仅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医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还是留学前苏联的医学博士，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也是唯一一位仍然在世的红军博士。老人依然神清气爽、耳聪目明、温文尔雅。他的祖父是受乡亲尊重、解邻里纠纷的教书先生，但父亲却迫于生计，只能务农养家，成了文盲。家人的最大愿望，就是要让涂通今这个长子长孙读上书，改换门庭。在父母的拼命支撑和同族“裔资谷”的资助下，涂通今读了5年私塾、3年高小，还从国语讲习所毕业。他从来都是前几名的好学生。

    然而，这个被家族寄予厚望的后生，却在15岁时因时局动荡而被迫放弃学业。后来，他加入到少先队、赤卫队生机勃勃的革命活动中。涂通今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毛委员的情景：“那是1929年10月，乡亲们在丰收后欢庆农历9月节的时候，毛委员路过涂坊乡，他就住在我们同街的药店里。他上街和大家同庆同乐，还在群众集会上讲了话，号召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用革命武装粉碎反革命武装。”一个伟人充满感召力、凝聚力的举手投足、慷慨陈词，使一个从小就背诵孙中山遗嘱，天天盼着“耕者有其田”的穷孩子，深深地认同了革命的远景。从那以后，涂通今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1932年，在当区苏维埃代表的父亲的支持下，涂通今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苏区正处于反“围剿”斗争期间，战斗的伤亡使得红军对于医护人员的急需凸显，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涂通今参加红军后立即被分配到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第二天有个考试，题目是“为什么要学看护”？乍一看题，涂通今这个高小毕业的孩子懵住了，猛然间，他想起医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凭着记忆，他把这句话一字不落地写在答卷上。发榜时，涂通今名列第一！从此，他走上了从医之路。

    如今，唯留下这条长约千米的古街，踏着青石铺就的地面漫步古街，但见逼仄的街道两旁，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里，往往是前店后宅，主人在经营着诸如杂货、小吃之类行当的同时，随时可以到飞檐翘角的老宅里小憩，闲适而安逸，街外的喧嚣、浮华与之无干，生活节奏自在且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