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耀（1903—2000）出生在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他的父亲汪寿序（号雁秋）曾任北洋政府农林部主事。
是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农工民主党成员，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肿瘤细胞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学术负责人。厦大抗癌研究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农工民主党中央资监委员会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常委。长期从事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为中国细胞生物学的开拓作出了贡献。
任厦大校长，学习蔡元培
回国后，汪德耀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湖南师院等院校，后转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此间生活虽辗转艰辛，他仍矢志探求科学。1943年汪德耀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后又任代理校长、校长。他曾拿着聘书到永安延聘《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和郭大力到厦大教书。此外，他还聘用了林励儒、洪深等当年被“教育部”解聘的“民主教授”。著名高教专家、厦大教授潘懋元说，汪德耀曾经告诉他，他最崇拜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希望能移植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思想。当时在厦大，各种学说、理论皆可以讲授，相互探讨，汪德耀说，“真理逾辩逾明”，他又引用一位法国哲学家的名言“从论辩中放出光辉”，称这两个原则就是“蔡元培精神”。当时正值抗战烽火最旺之际，内迁到长汀的厦大备受威胁，汪德耀指挥若定，及早做好应变准备。
阻止厦大迁台湾
大约在1949年时，汪德耀接到国民党的密电，要他把厦大“可靠”的师生、贵重的仪器图书搬到台湾，做好把厦大迁移到台湾去的准备，密电接连来了两封。汪德耀说，看来，不装装样子是应付不过去的。他决定到台湾走一趟，为厦大“选址”，走之前，他就告诉妻子，我们回来就告诉他们没找着地方。他们的台湾之行根本就是到处玩。在台湾玩了十天，回来后，汪德耀电告当时的“教育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址。
救学生不畏军统恐吓
萨本栋担任厦大校长时，不允许外人进校抓学生，但是，汪德耀无法阻止，这也使他饱受一些人的指责。厦大1949届毕业生、现在美国的张德先说，汪德耀想出的妙计是，他把当时政府要拘捕的学生，作为客人请到家中，对于被捕学生，他则亲自前往保释。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的资料，则佐证了汪德耀的清白。洪卜仁无意中发现档案上有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三次给汪德耀下的“亲启密令”，命令他解聘厦大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王亚南，开除一些进步学生。档案还包括汪德耀发给朱家骅的密信，密信说，王院长为唯物论经济学者，他在讲述“西洋经济思想史”时，必须提及马克思一派学说，如同必须介绍“澳大利亚学派经济学”和“古典学派、历史学派经济学”一样。至于当时“教育部”所开列的黑名单上的人，汪德耀也一并辩解，为其开脱。
临解放时，汪德耀几次找到军统的毛森，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厦大学生，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对于杀人不眨眼的毛森来说，去一趟就够呛，他居然一连去了好几次。果不其然，最后一次，毛森颇有深意地问他：你知道海军学校校长是怎么死的吧？其实那位校长就是被毛森枪毙的，毛森言下之意是向汪德耀发出恐吓。
为新中国作杰出贡献
厦门解放后，正在英国讲学的汪德耀立即缩短行程，于1950年3月返回厦门参加学校建设。1950年，汪德耀出席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听取了周总理关于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宏图的报告，深受鼓舞。后来，他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此后数十年不管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他始终把共产党当作诤友，履行着一名忠诚的农工党员的职责。从50年代起，汪德耀就一直参与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规划。从60年代起，他和他领导的科研组承担有关细胞器结构和功能以及核质相互关系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汪德耀在动植物细胞液泡系的演进规律、液泡系与高尔基体的相互关系、细胞质基本组成成分和动物细胞非有丝分裂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他根据福建沿海贝类养殖特点搞出的关于牡蛎人工受精、育苗和大小牡蛎人工杂交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中国养殖海产贝类幼苗紧缺的问题。1963年汪德耀受聘兼任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
“文革”中乐观对待逆境
“文革”期间，他忍受着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是权威的怠慢，所幸的是，他不同寻常的乐观性格使他能够笑看人生的一些痛苦。此外，虽然他记忆力很好，但是，他通常会很快“忘记”那些曾经有愧于他的人，他总能心情愉快地生活着。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相信乌云总会被驱散，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继续做一些研究的准备工作。他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发展动态》一文，自己出钱刻印100份，分送给各大学及科研单位。这篇文章为沉睡多年的我国细胞生物学界敲响了晨钟。
当时，汪德耀每天都要打扫男生宿舍的厕所，自称“所长”，他还要把尿水挑去浇菜地。汪德耀的女儿汪敏说，父亲认为这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于是很乐观地干。他用硫酸中和了长年累积的黄尿碱，把尿池刷得白白的。在挑大粪去菜地的路上，他高唱京剧“红灯记”给自己鼓劲，为此受到表扬。据说，当时“造反派”最怕和汪德耀辩论，因为他非常热爱毛泽东，能以毛选第几集、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十分准确地引经据典对付他们。人家给他贴大字报，汪德耀也写大字报，为自己辩护，还把它贴到学生食堂去，这个“牛鬼蛇神”的这一举动，把“造反派”看得目瞪口呆。每次被拉去批斗、戴高帽后回宿舍，汪德耀就洗掉墨水，摘掉高帽，拿过报纸就看，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后来报纸不让看了，他就看讲义、教材，从不怀疑自己还要回到讲台上。
改革开放后重现青春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汪德耀重新焕发了青春，他70％的研究成果和论著是在这之后问世的。他一方面继续中断了十年的关于北京鸭精子发生过程的细胞学研究，另一方面开展北京鸭精子发生过程中细胞骨架和核孔复合体的研究，首次报导鸟类精细胞变态过程中的微管空间构型和核孔复合体的超微结构。这些研究成果被认为是填补了国际上关于鸟类精子发生过程超微结构研究的空白，也是我国首次发表关于细胞生物学新领域——细胞骨架的第一篇论文。
汪德耀又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同当前医学上的难题——癌症结合起来，开展了现代癌细胞生物学三大重点课题之一——癌细胞诱导分化问题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创办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肿瘤癌细胞工程实验室。他一生共发表论文150多篇，专著6部，主编的《普通细胞生物学》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合著的《膜分子生物学》获“中国图书奖”。他共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十多项。
作为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汪老不仅科研硕果累累，而且桃李遍天下。多少年来，汪德耀始终没有离开过教学第一线。1981年他被国务院审批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生前共指导了数十名硕士生、博士生，不少学生成为学科带头人。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汪德耀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先后担任了福建省政协委员、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常委等职。1992年在福建省政协会议上，他作了“从战略高度认识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发言，并写出“关于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建议”提案，有力地支持了政府工作。
汪德耀教授还利用自己进行学术交流和学生遍布的条件，努力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奔波。
1992年秋，厦门大学庆祝汪德耀回国从教60周年。汪德耀在会上激动地说：“驱使我一生不懈进取、努力拼搏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热爱祖国，我感到社会主义祖国越来越可爱。二是热爱科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工作者却应该有他自己的祖国，应该用其所学来报效他的祖国。”直至逝世前，汪老仍关注着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