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山东淄川蒲家庄人，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终生科举不第，以教书为业，晚年成岁贡生。旧志称其“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所著有诗词、文赋、杂著、俚曲、戏等，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饮誉海内外。
一　书香世家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无任职年代。墓葬在淄城西北郊五里(今黄家铺镇店子村西北)苗圃内，旧有华表翁仲，村人俗称为“石人坡”。故其民族成份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
据淄川《蒲氏族谱》记载，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曾遭“夷族之祸”。刑戮之余，只遗一时方六七岁之“藐孤”，匿于外祖杨家，改随母姓，元亡后，始复姓蒲，名璋(即其始祖)。其后子孙日繁，所居满井庄因而易名蒲家庄。至明万历间全县诸生食饩(即补廪)者八人中，其族竟占六人。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自蒲璋至蒲松龄历十一世，其世系为：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槃—松龄。
蒲松龄的高祖世广，是族中第一位廪生，才冠当时，所生四子中一人为训导，三人为庠生，而后世子孙中在明清两代出了县令(三名)及教谕、训导等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因而族谱小传中有“蒲氏文学自公始”之语；其曾祖继芳(行二)，仅为庠生；其祖生汭，兄弟五人均未入泮；其父槃，字敏吾(五兄弟中无一采芹者)，配孙氏、董氏、李氏。少力学而家苦贫，遂弃学经商，数年称素封。业余不忘经史，“博洽淹贯”，宿儒所不能及。但长子早丧，四十余仍无子(曾过继嗣子)，散金行善，救济乡里，后连生四子。生平“主忠厚”，值战乱，策划守村，出资助修城垣，故而名载县志“隐逸”中。
二　励志笃学
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龄诞生于淄城东七里蒲家庄内故宅北房中。此时，其父正梦见一位偏袒上衣、胸前乳际粘有一贴圆如铜钱药膏的病瘦和尚进屋。而蒲松龄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昙”降生自况。蒲松龄在兄弟四人(兆箕少亡，过嗣者兆龙，已归)中排行为三(董嫡母所生次子)，上有兆专(李庶母所生)、柏龄两兄，下有一弟鹤龄。因家境渐落，不能延师，兄弟四人皆从父读。蒲松龄天性聪慧，经史过目不忘，尤得其父钟爱。时值清初，他亲眼目睹了改朝换代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以及战乱造成的人间悲剧，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限于家境，蒲松龄十余岁始与本县丰泉乡(即今淄川区罗村镇道口村)“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次女定亲。顺治十二年乙末(公元1655年)，讹传朝廷将选良家女充掖庭，人情汹动，刘国鼎亦从众送13岁次女至蒲家与婆母暂居避风，讹言既息移归。二年后，“行御轮之礼”。
顺治十五年戊戌(公元1658年)，婚后的蒲松龄初应童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其制艺《早起》、《一勺之多》，大为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赏。原批曰：“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对于山东学使施闰章及淄川县令费袆祉的知遇之恩，蒲松龄终身难忘，后来都把他们的事迹写进了《聊斋志异》中的《胭脂》、《折狱》篇。
翌年，踌躇满志的蒲松龄与同窗挚友张笃庆(历友)、李尧臣(希梅)等结为“郢中社”。“郢中”典出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良朋聚首”，不止于清谈，更在于寄兴唱和。诗作“下里巴人”，亦可为“阳春白雪”。意在长学问，消躁志，有补于文业。而非“若世俗知交，以醉饱相酬答。”诗社虽只聊聊数人，然而却代表了淄邑学子的主流。他们脱离了世俗酒朋赌局的“耗精神于号呼，掷光阴于醉梦”，利用相聚的有限时间，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为日后各自的成才奠定了基础。
自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初年，蒲松龄岁岁游学。他先在邑西沈家河，与宁绍道参议沈润之子沈天祥(燕及)同“共灯火”，并为沈家写过多篇订婚、请客等书启类内容的应酬文字。康熙三年应郢社挚友李尧臣之邀，就读于李家。是时，其甥赵金人(晋石)亦假馆同居于此，为惜时笃学，蒲松龄曾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此间，蒲家因家庭矛盾激化，导致兄弟分居。分家的不公，特别是其长年游学在外，更加重了刘氏的负担。她“荆榛，觅佣作堵”，请邻媪作伴，日夜操劳，不废儿读。家庭的窘况，迫使蒲松龄结束了在李家的借读。
三　游幕宝应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秋，蒲松龄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应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聘请，南下宝应县署作幕宾，帮办文牍。他离家上路，骑马南行，经益都县颜神镇(今属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至沂州阻雨，在旅店得读王子章所撰《桑生传》，即以此为素材，写成《莲香》篇，收入其《聊斋志异》中。继而进入苏北，途中渡黄河(清初黄河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县。
宝应县乃苏北古邑，隶属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陆之冲，因而迎送过境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孙蕙自康熙八年任此县令，处境艰难，蒲松龄的到来，确实给他帮了大忙。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事，蒲松龄亦随之赴高邮州署。
蒲松龄在宝应县、高邮官署中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是为省、府上司与州、县同僚及外地官员并乡绅、故旧的往复函，内容涉及公务如河工、赈灾、征粮、驿马以及喜迎、庆贺与私交请托方方面面；还有少量为县署与州署发布的谕文、呈文、内容涉及救灾劝输、安民守法、以清盗源、劝民息讼、警励士风、严肃赈纪以及请补赈粮、驿站等。作品或长或短，大都用语委婉文雅，生动感人。蒲松龄以孙蕙的名义，说出了下层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充分体现了他的学识，也包含了其吏治、为民思想，替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蒲松龄不仅是官署帮办文牍的幕宾，更是孙蕙的知己、诗友。其《感愤》诗句“尚有孙阳怜瘦骨”即把孙蕙比作伯乐，视为知己。他同情、理解孙蕙强项难的“牛马吏”处境，在代拟的书启、文告中大声疾呼替孙蕙喊难叫若，以求得上司、同僚及周围的体谅和帮助。他更鼓励与期望孙蕙“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他经常以诗与孙蕙交流思想，还在公私事务余暇以及二人外出行旅中时相唱和，甚至以诗直写孙蕙家事及其所好，可见两人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
南游其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景色，激发了蒲松龄的小说、诗歌创作热情。近一年间，他即写诗百数十首。在这次其一生最长的远游中，他也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以及社会的黑暗，既看到州县官吏遭受上官的凌辱而不能强项的委屈，又看到了他们花天酒地、铺张奢侈的另一面，更看到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这都为其《聊斋志异》某些篇章的创作提供了厚深的生活感受。
南游中、后期，蒲松龄的思乡情绪日甚一日。他不仅想念亲人、故旧，更难忘实现自己朝思暮盼的科举梦。而代人歌哭的幕宾生活，既不能与亲人团聚，又与举业无补，徒增无尽的惆怅。他于是决意辞幕，于康熙十年初秋原路冒雨骑归。
四　八年窘困
南游归来后的七八年间，是蒲松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阶段。他满以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会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展鸿图，但却事与愿违，使其感慨万千。他与李尧臣对酒酬唱：“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他《寄孙树百》诗云：“歧途惆怅将焉往?痛哭遥追阮嗣宗。”其《咏怀》诗句“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则抒发了他壮志难酬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同时也表露了他貌视世俗庸人并以怀才不遇的杨雄自比的清高情怀。这期间，他与丰泉乡王氏家庭的王橘(雪因)及其子侄辈王观正(如水)、王体正(长人)、王一正(定甫)等过从密切，其诗中“独上高楼”、“高斋独坐”等情景描写，有在王家设馆的迹象。他亦曾随淄川文人领袖高珩、唐梦赉等游览齐鲁山水，东去崂山，南登泰岱。另外仍辗转设帐于缙绅之家。
举业不顺，使蒲松龄情绪低沉。正如其《秋斋》诗所反思“回首生平事事非”。他自知“狂态招尤”而“清夜悔”，要真让他“强颜于世”却又“素心违”。他并非甘心于“萧然仍四壁”的贫士生活，其内心真话是“少年哪不羡轻肥”。况且，年近四十的他，能不向往富足的生活?可天不作美，连年的灾害使他六口之家的生活雪上加霜，更怕官府“征输”。其诗《日中饭》中四个孩子争食麦粥的景况令人心酸，其词《甲寅辞灶作》的窘状真实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