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设帐西铺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已届“不惑”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馆城西西铺庄。毕氏乃淄川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载积)之父毕自严(白阳)是明崇祯年间户部尚书(其六弟毕自寅仕致南京户部主事，八弟毕自肃官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毕际有于清顺治二年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升江南通州知州，后因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康熙二年被罢官归里。其优游林下诗酒自娱，著有《存吾诗草》、《泉史》、《淄乘征》等。他与高珩、王鳌永、孙廷铨、王士禛等缙绅之家多有交往并联姻，就连任淄官吏亦多与其攀结。毕家地位显赫，财力富足，居第宏大，构造精美。除尚书府外，有绰然堂、振衣阁、效樊堂、万卷楼等，第后石隐园方广十亩，其内亭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
蒲松龄在西铺，与另一塾师王宪侯同教毕际有的诸多孙辈，《绰然堂会食赋》所写景象即其初到毕家记载。毕际有仲子毕盛钜(韦仲)的八个儿子都先后师从蒲松龄，除一早卒者外，其余皆入学(两名贡监生)。同时，蒲松龄还为毕家做了大量应酬文字，代老少馆东为地方、官吏、乡绅撰写了诸多传记、序文、书启、婚启、祭文等作品。有时还参陪毕家的迎送接待，甚至为馆东到济南物色菊种等。因此，他博得了毕家的信赖与礼遇。当毕际有去世，毕盛钜掌家后，宾主相处依然融洽，更方便了蒲松龄读书、应试、著述的安定生活。
他进毕家之前，屡设帐于缙绅之家，收入有限，转移频繁，倘遇灾荒，家计难保，心绪不安。在毕家期间，虽多次遇灾，尤其甲申年（公元1704年）大饥，流民载道，饿殍遍野，惨不忍睹，然而其全家尚能安渡荒年，次年春其三子笏与四子筠竟能应试入泮，可见其家境(尽管也困难)尚好。后来其四子一女渐次成立，妻子刘氏又勤俭持家以佐之，起屋增田，使男婚以期，女嫁以时，晚年还有“养老之田五十余亩”。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毕家的优厚待遇不无关系。
六　科举·著述
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厚待，蒲松龄能在授徒、处理杂务之余，得以安心预习功课，以图博得一第。此间，他曾数赴省城济南，除陪弟子应试并为馆东办事外，有几次是参加乡试，但都铩羽而归。其著作中有明确记载的两次，是因犯规被黜。一次是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秋(其年48岁)，因“闱中越幅”(即在考场书卷之时，误隔一幅，不相接连)而被贴出(即将犯规考生试卷截角，并用蓝笔书其姓名事故，贴出场门之外，摈斥不准入试)。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云：“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上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另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秋(其年51岁)，即继上次考试之后，因故未获终试而被黜。其词《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云：“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崛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濛腾，将孩儿倒绷。”这两次失败，对他及家庭打击很大。尽管蒲松龄不死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劝其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他认为妻子说的对，可每见儿孙赴试，自己便心生欲念，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总“漠置之。或媚以先兆，亦若罔闻。”科场偃蹇，使他抱恨终生。其诗词及《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蒲松龄的科举梦想破灭了，而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他从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聊斋志异》，一直断断续续未能成集。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尤其是石隐园的美景、万卷楼的藏书对其陶冶影响，再加馆东支持，他决心在这里续写完这部巨著，以了心愿。从此便在教书之余集中精力投入到搜集素材、构思创作中。“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为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22后来，他还以淄川方言撰成了百姓喜闻乐见的《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禳妒咒》、《磨难曲》等通俗俚曲14种及《闹馆》、《钟妹庆寿》、《闱窘》等戏三出，其救世婆心显而易见。
蒲松龄不仅致力于小说、诗文、俚曲、戏剧创作，而且对社会生活之需的科普资料、工具书的编撰也极其尽心。他充分利用毕家的万卷楼藏书，先后编撰、选录了《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杂著五种和《婚嫁全书》、《帝京景物略选》、《小学节要》、《庄列选略》、《宋七律诗选》、《药书》、《家政内、外编》、《会天意》等诸书。同时也还为家族修成了《蒲氏族谱》，为日后研究蒲氏渊源留下了史料。
七　交游·暮年
蒲松龄在西铺期间，由于馆东的乡宦地位条件，更因其诗文尤其《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使其声望与交游日渐扩大。他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以至朝官的青睐。其中如李尧臣、张笃庆、赵金人、王敏入、王观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潜、安于拙、袁藩、毕盛钰、毕盛统、毕世持、韩逢庥、谭再生、张元、杨万春、唐梦赉、钟辕、朱缃、吴木欣、张贞、李之藻、汪如龙、张嵋、时惟豫、喻成龙、黄叔琳、高珩、王士祯等，他们同孙蕙与毕际有父子一样，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蒲松龄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诗文集及《聊斋志异》中多有记载。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蒲松龄终止了在毕家30年的塾师生涯，撤帐归里。此时他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适，或卫生学趺坐，或东阡去课农，还时邀五老斗酒相会。由于其品学兼优、德高望重，又热心社会公益事务，被县学推为学长。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春节，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卜不吉。正月初五，他率儿孙为父磐上忌日坟，似冒风寒，医投理气之剂。自是糇粮尽减。至上元节，他遣人搬弟鹤龄（两兄已逝)来会，兄弟连榻，声息相闻。不意二十二日弟卒于朝，至暮他竟倚窗危坐而逝。
三月二十四日，其子将他合厝刘孺人幕中。
八　后世影响
康熙十八年，独具慧眼的刑部侍郎高珩首序《聊斋志异》。越二年，罢归翰林院检讨唐梦赉继序之。其后邢部尚书王士禛借阅并评点，济南朱缃借阅且过录，山东按察使喻成龙欲购以千金，山东学政黄叔琳等先后征阅，都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应。然而限于财力，《聊斋志异》在蒲松龄生前未能刊印，仅靠传抄流行，如“铸雪斋”、“二十四卷”抄本、黄炎熙选抄本及易名《异史》抄本等。其广泛流传则始自蒲松龄逝后半个世纪的乾隆朝中期。
第一部刻本青珂亭本(赵起杲与鲍廷博合作)的问世，揭开了《聊斋志异》广传海内外的序幕。随后，各种仿刻、重刻及选刻本相继出台。尤其道、咸前后陆续出现的多家评注以及图咏本，使这部巨著的传播达到了高潮。加之戏曲影视的改编演出，《聊斋志异》成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名著。
迄今，《聊斋志异》除了无计其数的汉语版本外，还有满、蒙、维等多种民族语文本以及日、朝、越、英、法、德、俄、意、捷、罗、波等数十个国家的几十种译文本，遍布全世界。
1954年，国家修复蒲松龄故居。经维修扩建，1980年建立蒲松龄纪念馆。后又成立研究所、研究会，创办研究杂志。先后举办了两次全国、两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十余次学会年会。学术研究已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