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明神宗万历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中道。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中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15]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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