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政客,也是教育家。
      在生命中的一大半时间里,邹鲁以革命为职业,历“反清”、“反袁”、“反蒋”、“反日”,一生多持反对立场,迭经风霜洗礼。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个性政客。
     “除了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外,可说一切都做到!”作为中山大学创校校长,邹鲁创建石牌校区之艰辛用力,由此可见一斑。他曾在中大纪念石牌校区落成庆祝典礼上赋诗以寄心声:“蓝缕筚路启山林,寸寸山林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现今,中山大学延祚八十余年,巍然成岭南最高学府。他是一个成功的大学校长。
　　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关于邹鲁却只有寥寥几笔。校史还没更新,教科书也一任其旧,但历史或许正在转圜之际。2004年中大八十周年校庆之际,学校图书馆设立邹鲁校长纪念室,以示隆重纪念。
　　史家言,历史如一面多棱镜。本期“世纪广东学人”,我们走近中山大学创校校长邹鲁,希望为读者揭示在多棱镜折射下他的传奇人生。

邹鲁小传

      邹鲁(1885—1954),原名邹澄生,字海滨,号澄庐主人,15岁时,因自感天资鲁钝、学业进步迟缓而希望有所警惕,改名为邹鲁,广东大埔人。
　   1924年,孙中山委任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后成为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之前身)的创校校长。
      1925年,身为国民党中执委兼青年部部长的邹鲁在处理联俄联共、争取大学经费独立等问题上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的关系闹得僵硬至极,终至与林森等人北上北京召开“西山会议”。他也因此被开除出党,免去校长职务。
　　1932年,邹鲁第二次出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建树极多,包括建设石牌新校、改革教育制度、发展研究事业。翌年在出席世界大学会议期间,邹鲁被海德堡大学授予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其教育家地位亦得到国际教育界认可。
　　邹鲁著述等身,有《二十九国游记》、《回顾录》、《抗建和平之我见》、《我对教育之今昔意见》、《澄庐诗集》等书,以《中国国民党史稿》为代表作,洋洋200万字的著述使其成为公认的国民党党史研究专家。

【个性反对派】 自有非常奇骨骼，愈经霜雪愈精神。
　　“自有非常奇骨骼,愈经霜雪愈精神”———早在年轻时,邹鲁的命运或许已被故乡的私塾先生言中。
      18岁那年年关将近,私塾照例散馆,邹鲁搬回试馆居下。在书房的墙壁上,邹鲁挂上两幅自己的题字,一幅题墨兰:“谁道有人和露写?托根无地怨东风”；另一幅题梅花,“自有非常奇骨骼,愈经霜雪愈精神”。题字被塾师张竹士看到后评价说:“幸有这种气魄。虽不免颠沛,也还可望有成。否则,难免毕生漂泊无定了。”
　　5年后,邹鲁踏上反清革命的历程,开始张竹士所预言的颠沛漂泊的一生。
      邹鲁是名声在外的“革命急先锋”,容不得任何妥协。辛亥革命、反袁、反复辟、护法运动……他一直是孙中山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1919年,黎元洪解散“非常国会”,引起各界的愤怒。邹鲁决定北上抗争,有人劝他不要去,邹鲁摔下一句话,“民国是我参加革命创造的,国会是我行使职权的机关,我去了,谁敢哼我一哼!”
      正因为邹鲁的革命风骨,孙中山对其信任有加。邹鲁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演讲的读校人,也亲眼见证了伟人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谆谆遗嘱。
　　上世纪30年代,邹鲁以“反蒋”闻名。在中大的讲台上,时常能够见到校长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针砭时局腐败,痛斥蒋介石不抗日。
     “九一八”事件后,国土日益沦丧,邹鲁心急如焚。在一次纪念大会上,他逼问蒋介石,数年以来,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地相继被占,他追问:“蒋介石到底是救国呢?还是卖国?是抗日呢?还是降日?”他进而鼓励中大学生精诚团结,养成抗日的技能,讲求抗日的学问,收复失地。
　　可惜的是,彼时邹鲁已然成为失意政客,只在西南政府中有一个无权的职位,满腔的热情无处着力。

【治校与治学】 “大楼”、“大师”兼备，奠定中大地位

      就任国立广东大学创校校长之时,邹鲁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份事业将远远超过其在政治上的种种努力,成为百世流芳的伟业。
　　1924年,南国涌动着革命的躁动,孙中山正积极筹划北伐。为了给革命培养人才,国民党决定成立“一文一武”两所学校,武是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文则是邹鲁执掌的国立广东大学。
      邹鲁坚信,大学能够改造社会,因此他满怀期待地去设计心中理想的大学。在为《国立广东大学半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辞中,邹鲁阐述了其对“大学”二字的理解:
     “大学为最高之学府,国之文化,所藉以为转移者也……尽不能纳新于旧,以成适中之文化者,不能合于现在之国情；不能融合东西,已成世界之文化者,不能尽大学之职责,折衷于创造因袭之中,为可久可大之画,斯可已,本大学用是以为志焉。”
　　实际上,正是在邹鲁掌校期间,中山大学迅速完成了一所现代大学的创建任务。为了新建9800多亩的石牌新校区,邹鲁四处筹钱,“为了捐款,除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外,可说一切都已做到”,新校区建成后,达到世界一流水准。
　　邹鲁时期,中大名教授云集。陈焕镛、梁伯强、丁颖、朱洗、斯行健、乐森、孙云铸、杨遵仪等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周谷城还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希祖、高剑父等也名重一时。这些人大部分有着留洋的背景,日后也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之一。
      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认为,邹鲁治理中大采取的是校长与教授共治的管理方式。广东大学成立之时,就设立各院系教授会议,处理教学、科研事宜。大学校务会议由校长、各分科学长、预科主任以及全校教授互选若干人组成,评议、计划处理重要的校务问题。
     “大楼”、“大师”兼备,中大迅速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1935年6月,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成立,成为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并肩的全国三所研究型大学之一,校长邹鲁兼任研究院首任院长。
　　虽然是研究型大学,但邹鲁希望中山大学不要成为纯粹的“象牙塔”。为此,他提出了“生产化”的口号。广东通志馆改隶中大,准备编纂适应时代的省志；两广地质调查所、稻作研究所、乡村服务试验区等纷纷设立,均是直接服务社会的机构。
      对于学生,出身旧儒学的邹鲁,时时刻刻注意提醒他们“内外兼修”,注意人格品质的养成。
      当时不少大学生以精英自居,很少与社会接触。1934年6月,借着即将放暑假的机会,邹鲁发表演讲劝诫他们说,民族的生命线在农村,大学生应当利用暑假返乡的机会做些事情,一是进行乡村实况调查,如农村作业,山麓森林,水利灌溉,土壤地质等,二是抗日及拒用仇货,揭露日本的暴行。他还鼓励学生到乡村就业,去乡村做领导人,办乡村教育,改良农业。
     “我们要问,学问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去研究?研究的作用如何?”邹鲁当年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值得人们深思,他的答案是:“研究学问必须应用到社会发展上面,始能成为有益于人类生存的学问。”

【中西文化观】 文化没有国界，但文化不能不有历史
　　近代中西文化激荡中国,邹鲁的立场值得玩味和思考。
      1904年春,邹鲁感到旧学堂“作无益,害有益”,遂退学创办了传播新学的乐群中学,这是广东大埔县第一所民办中学,他也因而迈出了一代教育家的踯躅脚步。当时他刚满20岁。
　　但一段“中大读经”的历史公案,却似乎与他创办新学的举动相悖。1935年1月,胡适去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邹鲁借机邀请其来讲学。让人难料的是,胡适在香港发表了不少刺耳言论,批评内地教育的失败,以及广东守旧读经。此番言论也让南天王、粤军总司令陈济棠颇为不满,当局还假托邹鲁的名义,在中大贴出布告,表示不欢迎胡适。邹鲁只得托人捎信给胡适,请他“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但胡适偏偏不理这份委婉的逐客令。他按计划来到广州,潇洒一游,还留下一篇《南游杂忆》表达不满。自此,邹鲁被传成了“读经”的保守派,有人甚至问他,“你是不是想学孔子,删书定礼?”
　　委屈的邹鲁,数年之后给出了答案:“现在世风日下,眼看着我中华民族赖以立国的基础,将归于毁灭。为此我对于中大学生,竭力灌输三民主义,积极提倡我国固有的旧道德,希望挽救颓风,真能利用现代的科学以救国。”
      邹鲁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还可以从中西医的论争中窥见一斑。他承认中医不合乎科学,并提出“我们可以拿科学来研究,拿西医的方法来改良”,鼓励中大的医学生负担起改良中医的责任。这种中西医结合的路子在日后越走越宽,逐渐发展成今日主流,人们不得不佩服邹鲁当时的远见卓识。
　　七十年后,中西医论争再起。各方辩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可否从反观历史,一腔纠结或许就能烟消云散。
     “文化没有国界,但文化不能不有历史,而文化的历史,即一民族精神之所寄。”邹鲁批评当时的人将中国文化以“封建思想”、“传统主义”判死刑,也反对将一切外来文化拒之门外。因此,“中山先生主张对于中国固有道德要保存,对于欧美科学要赶上,实为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