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随着商州水旱商路的通盛、儒贾行旅的频繁，花鼓戏由南逆丹江而入商州竹林关、龙驹寨、商洛镇等地。一经传入，便以其小、俗、拙、野的地摊子形式蔓延在山峁沟壑、河湾坪川的欢节盛会、村头集市上，成为山村的文化表演活动。

拉纤打夯，挖坡掘荒，插秧耘草，多击鼓歌唱，前接后续，一唱百和；用以节省劳力而唱于互助……

送灵出殡，接新迎娶，逢年过节，喜庆丰登，则摆阵打囤，唢呐铜器，吹吹打打，手舞足蹈，欢号雀跃；或祈避邪消灾，憧憬幸福，或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初，其词皆街谈巷议之语，多淫亵猥鄙、热耳酸心，为俗孺所爱。其音靡靡可听，时能节忧消愁，欢乐忘形。过往客贾，舟子纤夫，暇时消遣，聊以自慰。其式极简，由“对对戏”的二小（小旦、小丑）到“三脚班”的三小（小旦、小生、小丑），别无杂角，易为人和，故趋附日众，其音调声律终不能止。

花鼓戏，从内容到形式，均以良莠并举之势扎根于民间沃土，活跃在“通秦晋，结吴楚，襟蜀连豫”的商州之地。剧目以前辈艺人口授为主，表演者即兴编撰作为补充，诸如《吴三保游春》、《石榴娃烧火》等，登台演出者往往是同村近邻、亲朋挚友。以在本村邻镇演出为多，鲜入远乡；席大之地，围坐而观；观众演员融融一气，台上台下不可细分，相互刺激，情切意浓。受其局部语言习俗，欣赏心理和正统秦戏的影响，融为十分生活化的民间表演艺术样式，形成了乡土味浓烈的地方特色。但，各花鼓之乡，自好为之，互不往来，缺乏切磋交流，难得提高发展。致使彼时彼地的花鼓戏，路子杂乱无章，名目繁多：筒子、堂戏、花鼓子、地蹦子、七岔子、八岔子……且冠以阴阳之分，不一而终。百载沧桑、千般坎坷、这种风貌各异、气质独特的地方小戏，有盛有衰，因时而异。解放前夕，备受冷遇，仅残存喘息于深山僻壤，更依赖于祖传口授，濒临绝灭的境地。

成其为商洛花鼓戏，是启兴于新中国建国后的新一代文艺工作者之手。 商洛地区文工团（即现在的商洛地区剧团）始初，就着眼于民间表演艺术遗产，淤河聚沙而掏金，对散失沉积在生活底层的花鼓戏及时挖掘，全面整理，几经努力，终于将不登大雅之堂的民俗小戏搬上了舞台。1956年挖掘整理出的《夫妻观灯》、《桑园配》、《坐西楼》、《回河南》等四个小戏，基本保持着地方花鼓子的原始风貌，采用了“二小”、“三小”人物配搭的初级形式。尤其是《夫妻观灯》，在西安连演不衰，盛况空前。后又参加全国音乐会，登上了中南海首都大舞台为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演出。

商洛花戏的音乐，广泛吸收了秦巴山区的山歌、船歌、采茶歌、桑陌歌、夯歌、渔鼓、牧歌小调及劳动号子等风俗民歌，拓宽了音乐的表现范围。形成了欢快轻松、活泼明朗、旋律优美、节秦流畅、亲切自然、山野味浓的特色。加之演唱中颤、吟、滑、甩音的运用，花边形的声波，以曲携韵，浑然和谐。整体弦律，似轻歌，似古乐，或高昂激越，或轻吐委婉，扬抑得当，宜于表现复杂多变的剧情，塑造多种性格的人物。

花鼓剧目推陈出新，质优量多，特别是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新人新事的现代剧目尤其令人刮目相看。从《种核桃》、《山花姑娘》、《对鞋》到《六斤县长》，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些或挖掘整理，或改编创作的花鼓剧目，以生活化、大众化、口语化，乡土味的方言俚语，着重于人物性格刻划，使其行当渐多，容量由小到大。形成了以逆写顺，以反显正的喜剧创作风格。剧目结构及其人物无不在风趣幽默、诙谐虚闹中紧扣时代脉搏，教化社会哲理，探索人生命题，陶冶着健康的思想情操。

商洛花鼓戏的导、演、银、美集各家各派的地方乡土花鼓各类形各式于一体，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既研究借鉴秦腔、沪剧、川剧、莆仙戏及湖南花鼓等剧种的精华，又学习融化了民间扮高台，兜社火中的走马子，跑旱船，魔女子以及云云步、螃蟹步、高跷步、踢场步等乡土歌舞之长。创造了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的花鼓舞蹈。像生活中瘫、弱、妇、幼人物角色以及伞具、帕巾、帽圈、搭链、笼担、拉车、抬轿等生活器具无不入戏。使花鼓戏的舞台表演，在无固定程式、却多姿多彩的清新歌舞中洋溢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生、丑与旦角间的绵绵柔性不再是风骚轻俏的戏逗与调情了。从刘海与金蟾、胡山与党风英、高晓明与南山秀的唱舞表演中展现了崭新的意境和健康的情趣，给人以深刻印象。作为花鼓戏外部形式的布景、道具、服装、灯光诸多方面，近年来也在尽力摒弃表演舞台以往的冗赘沉闷状况，追求与剧种相一致的轻淡雅趣和清新俊逸之美。

商洛花鼓戏的代表剧目《屠夫状元》、《六斤县长》先后有全国数十个剧种，一千多家剧团学习移植、排练上演。饮誉京津沪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蜚声影视屏幕。这既是花鼓戏成熟的硕果，又是更大丰收的开端。文艺春风和煦的今天，商洛花鼓戏如活水源头，像沃土层中的幽草野花，生机勃勃，活力无限。仅1985年前十个月中就整理改编了传统剧《曲江池》、《济公闹钱塘》及创作排练了现代 剧《鸡窝洼人家》、《古庙红烛》等剧目，其编导、音乐、舞美各方面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