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市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黔西观音洞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先民已集体穴居，从事采集和狩猎，在大自然的顽强搏斗中，开创毕节的远古历史，创造毕节的远古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类将文明继续向前推进，已经掌握制陶技术和稼穑之术。水稻的种植、陶器的制作在毕节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从穴居走向屋居，并已掌握铜、铁冶炼技术。秦朝时期，秦始皇开五尺道，北起川南宜宾，南至云南曲靖，入今贵州境内，地处黔西北的今毕节市即与中原有着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至汉代，毕节已初开昌明。蜀汉时期，赫章可乐（原称柯乐洛姆，洛姆为彝语，汉语意译为大城）在西南地区，与能沽洛姆（成都大城）、尼兹洛姆（宜宾大城）、点措洛姆（今大理）齐名，为烟柳繁华之地。明代，境内教育逐渐发展，文人学士增多，为文化的繁荣培植根基。民洪武年间，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以通滇蜀，沟通本土文化与滇蜀文化。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调北征南”而来的世籍军户在驻地屯田戍守，安家落户。清康熙年间，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大批移民涌入今毕节市。“调北征南”和“改土归流”，使毕节市本土文化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湘桂文化融会、整合、升华，促进境内文化发展。清代，今毕节市有人文蔚起之象，才人俊士倍出，各领一时风骚，其中，清末毕节人周素园在贵阳创办《民报》，为贵州办民办报纸宣传革命的第一人。同时，文人结社兴起，先后创立了“印山诗社”、“桐荫诗社”、“小印山诗社”、“朝阳花诗社”、“海棠诗社”等。清乾隆年间，文琴传入黔西，至光绪年，黔西州、大定府、平远州（今织金县）文琴玩友纷纷结社，频频聚会，文琴坐唱一时兴盛。演艺之事也不乏，先后修建了黔西武庙戏楼、威宁万寿宫戏楼、毕节川主庙戏楼、织金三楚宫戏楼等。民国时期的毕节文化

　　 毕节大方农民画民国初年，“五四”运动给毕节吹来新文化东风，少年贵州毕节分会、黔西学生联合分会演出队、织金新剧团、黔西新场（今金沙）公演新戏筹委会、黔西师生演剧会等社团的新戏演出令人耳目一新，大定、毕节先后有私人经营和开办电影院。抗日战争时期，毕节市文化活动的高潮出现，中共毕节地下党直接或间接领导的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革命文化活动蓬勃发展，显示出强大生命力。1933年冬，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组织成立贵州省第一个抗日救亡文艺团体——“草原艺术研究社”，开展的歌咏、演剧、绘画活动，奏响贵州革命文化的第一声号角。之后，“毕节民众俱乐部”暨“抗敌后援会”、毕节“孩子剧团”、毕节“学生寒假工作团”、织金“学生寒假工作团”、“大定职中抗日宣传队”、黔西“雪光抗日宣传队”、玉屏职中“抗日救亡工作团”等文艺社团，均是开展进步文化活动、进行抗日宣传的先锋和中坚。1935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途经毕节。红军运用写标词语、画漫画、教唱红军歌曲、进行文艺演出、举行军民联欢会、印发宣传资料等开式，开展广泛宣传活动，撒播革命文化火种。在抗日救国的伟大历史潮流中，各种文艺社团纷纷成立，大大小小的文艺社团数量逾百。抗日歌咏活动、演剧活动和其他宣传活动异常活跃，抗日歌声响遍黔西北城乡，抗日戏剧演出从小舞台走向社会大舞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进步文化活动的压制，一度活跃的文化阵地空旷沉寂，但“地火”仍在运行。1946年“SOLDO（5·1）合唱团”公演《黄河大合唱》、弘毅剧团公演《升官图》，毕节仍然站在进步文化的潮头。

中国成立之后的毕节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艺术工作。1949年12月下旬，毕节新华书店挂牌营业，1952年大定、织金、黔西等县文化馆先后建立。大定、毕节开办“大众阅览室”，织金、大定、金沙、威宁等县开办“群众书店”或“人民书店”。黔西“红星剧团”、大定机关业余京剧组等业余文艺社团先后建立。金沙县人民政府建起简易剧场。读新书、唱新歌、演新戏成为时尚，新文化迅速占领全专区文化阵地；解放军带来的打腰鼓、扭秧歌等新的形式一时风靡全区机关、学校、城镇和乡村。至1955年，全专区各县均建立文化馆，有组织辅导群众文化活动的专门机构，农村俱乐部、业余剧团、图书室、花灯组、创作组、文娱组等星罗棋布，初步形成以文化馆为中心的文化网络，农村文化组织紧密配合中心工作和生产劳动，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开展演出活动，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使农民从中受到社会主义教育。在城市、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的群众文化活动也很活跃，业余文艺团体纷纷建立，频繁进行文艺演出。城乡文化活动广泛开展。1953年——1956年，各县先后建立新华书店，区供销社建立图书销售门市部或专柜，构筑起图书发行网。1956年，毕节专区举办解放后首届文艺汇演，毕节、大方、黔西、织金、威宁等县也举行文艺汇演。在此期间，黔西县成立文琴剧团，毕节县成立川剧团、杂技团。

　　苗舞表演“大跃进”期间，群众文化活动遍地开花，群众文化组织、机构竞相建立，大多数人民公社建立文化馆、文工团，管理区建立文化站、俱乐部，全专区共建立文化馆96个、文化站592个，生产大队亦建立文工队、图书室（组）、创作组、读报组、山歌队等业余文艺组织。大方、金沙、织金、威宁简易电影院和黔西、水城新影院先后建立，至1959年底，全专区放映单位在册数达58个。

　　1960年——1962年，区、社群众文化团体纷纷解散，各县专业剧团合并或撤销一律精简，地区成立京剧团、川剧团、黔剧团，区办电影队全部停办，1961年全专区放映单位在册数减为28个。新华书店下伸网点全部收缩，只保留县新华书店。

　　1963年——1965年，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专区经济形势好转，文化艺术事业随之复苏，生机盎然。在此期间，为配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全专区掀起学习毛主席着作和唱革命歌曲的热潮，各县文化馆组织小分队下乡演出，各农村电影队实施定点、定线、定场次、定收入的普及规划放映，专业艺术团体演出活跃，地区京、川、黔三剧团的演职人员自带行李上山下乡为群众演出。

　　“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剧目一律被禁演，剧团主要学演“革命样板戏”，各放映单位放映的主要是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影片。地区和各县多次举办文艺汇演，节目的主题大多被限定在表现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范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毕节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毕节市的文化艺术事业步入新的发展和繁荣时期。70年代末，境内开始建立农村文化站，至80年代，全区多数乡、镇建起文化站，群众文化网络形成。80年代中期，大方、黔西、金沙、织金、威宁、纳雍等县建立民族文化工作队，民族文化工作队既是文艺演出队、宣传队，又是群众文化工作辅导队。各县文化馆，或新建，或扩建，面貌一新，馆舍条件大为改善，馆内设施也大为充实，大大提高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能力。群众文化工作队伍不断扩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各种文化活动、节日活动丰富多彩，活跃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大方县文化馆1981年获“全国农村文化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地区各县及毕节师专、毕节教育学院等学校也新修图书馆。建立起图书馆。群众办电影热潮掀起，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电影，电影放映单位特别是集体和个体放映单位迅猛增加，1985年，全地区各级各类放映单位达484个，城市影院和农村影院放映场次大幅度增长。各级政府进一步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建立文物机构，地区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各县建立文物管理所，开展文物普查，实施文物保护，进行文物维修，地区博物馆和大方奢香博物馆建立，文物、博物事业取得显着成绩。文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摄影创作也取得可喜成就。文学作者队伍日益壮大，在省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的作者日益增多。大戏《水西遗恨》、戏剧小品《请你赴宴》、《刘红贵相亲》、《金贵劝妻》、《怪招》、歌曲《老水牛角弯弯》、《爷爷的故事》、《祖国爱我，我爱祖国》、苗族芦笙舞《滚山珠》等在全国文艺赛事获奖。仡佬族舞蹈《打亲敬酒》、彝族大型广场集体舞《乌蒙欢歌》在首都文艺舞台上展现风采，中国画《乌蒙星火》、《睛朗的乌蒙》、版画《苗寨今朝》、民间绘画《漆林曲》、《跳花坡》、《巧手》、《牧归图》等参加了全国美展。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大放异彩，民族民间戏剧、音乐、舞蹈瑰丽多彩，民族民间服饰、工艺绚丽斑斓，民族传统节日勃然兴盛。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毕节市的文化市场迅速发展和扩大，初步形成演出市场、电影市场、娱乐市场、书刊市场、音像市场、美术品市场、业余艺术培训市场、印刷出版等多门类组成的文化市场体系。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地、县（市）均成立文化市场管理稽查队。对外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

毕节试验区建立之后的毕节文化

　　 1988年，时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倡导，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试验区。毕节试验区建立20年来，在地委、行署和各县市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各项文化工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己任，各项文化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有力地推进了全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促进了全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