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古代楚国初兴之地，楚国的开国君主熊麋的封地，大致位置应该在武汉上游一带。作为早期楚国都城名称，它历史上存在了长达300年之久。

关于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位置，通行的说法有三种：

一、秭归说。持此说观点者认为，楚丹阳城在今秭归县东南，其依据的历史文献，则是《水经注》卷34“江水篇”，该文献作者称：秭归县东江水北岸有“丹阳城”。
二、枝江说。此说最早的文献依据是《史记•楚世家》，太史公司马迁认为，楚丹阳故都在湖北枝江境内，“有丹阳聚”。
三、丹淅说。最早依据是《史记》中关于楚怀王五十七年（前312年）秦大败楚师于丹阳，乘胜取楚汉中地的记载。司马贞《史记索隐》于“丹阳”下注云：“楚故都，今均州也。”认为楚丹阳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与淅水（又称均水）会流处的丹水北岸。

以上诸说，似乎均有依据，但仔细推敲，又似乎并非无懈可击。既然学术界对“丹阳”尚未能达到观点一致，而要使其任何一说成为铁定事实，那就将有待考古发现不断深入后才能获得。

在近期的文物普查过程中，我们于宜都市枝城镇电影院旧址处获得一块长110cm，宽60cm，厚18cm的出土长方形石碑。此碑正中阴刻楷书“丹阳”二字，字径约30cm见方。石碑上有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吉旦”、“知枝江县事刘 颜口题”的题款。
此“丹阳”石碑的出土，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丹阳地望讨论的兴趣；有人认为，这一石碑就是古丹阳在枝城存在的证据。
那么，实情究竟又如何呢？本人认为，作为地下出土文物，虽然这块石碑确有一定的实证或参考价值，但这比起距今2800多年楚国的历史来说，毕竟距今太近了。
要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理厘清枝城、枝江与丹阳的关系。
现枝城镇位于宜都市东南部，东有长江与枝江隔江相望，东南与松滋相连。《荆州府志》枝江表：枝江，三代（即夏商周）属古罗国，楚丹阳。《左传》及《史记•楚世家》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之予子男之田，姓芋（应为“ 芈 ” (mi)氏），居丹阳。”《左传》桓公十三年：“楚伐罗”（杜预注：罗，熊姓国，在宜城山中，后徙南郡枝江县。）《郡国志》：“昔成王封楚熊绎，初都丹阳，后移枝江，即此地（意即枝城镇），亦称‘丹阳’”。《宋史•地理志》，枝江县：春秋战国时属楚，别名丹阳。秦时设枝江县，治沮中，隶南郡。唐初，南郡改名荆州。三国隶宜都郡，晋仍属南郡。宋、齐至隋因之。唐上元二年（675年）入长宁县，大历六年（766年）复置，属江陵府。五代因之。宋熙宁六年（1073年）省入松滋，元祐元年（1086年）复。建炎四年（1130年）江陵寄治，绍兴六年（1136）还旧。嘉熙元年（1237年）移澌洋（今松滋老城）。“咸淳六年（1270年），移江南白水镇下沱市（今枝城镇沙砣），属江南府”。明洪武元年（1368年），县治又从下沱市迁金鸡山（今枝城镇607勘探大队队部）。明洪武22年（1389年）始筑土城。明成化四年（1468年）将土城易于砖石，城周长五里五百步，高、厚度均一丈余，设“迎晖，正东，解阜，拱辰，青云，小西门”共六个城门（参见附图），成为城镇的中心。清咸丰十年（1860年），长江河道由江北移江南，江水陡涨，大水入城，东西北三面城墙倒塌，现仅有北门一段墙基。
1955年，枝江县并入宜都县，1962年行政区划调整，宜都、枝江又分为两县，枝江县城迁往江北马家店镇。
自公元1270年至1955年，枝城镇为枝江县治共685年。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长河中，先民们在枝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古人类文明遗存，如距今20万年的九道河旧石器遗址、距今8000年的枝城北、金子山等新石器古文化遗址，以及汉晋以后各时代的古代墓葬，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丹阳书院”与建于清同治年间的“丹阳试院”等地面建筑，给我们传达出来了这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枝城，不仅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而且还与历史地理研究领域里的“丹阳”悬案研究中纠缠不清。
由此，拙文以为，丹阳古城早期在丹淅一带有一定依据，枝城镇在宋咸淳六年（1270年）以后为枝江县治所亦无疑问。问题是枝城镇何时得以命名为丹阳。此问题因更充足的历史文献典籍和地下出土文物佐证，故而实在不好武断。我们能做出断言的，只有两个：
一是历史上丹阳曾作为枝江县治所在，而枝江史载有古丹阳一说，枝江县城移枝城后，因人们怀念故都丹阳仍将枝城以丹阳名之；二是“楚伐罗”，罗国迁往湖南（今湖南罗县）后，熊绎移都枝江，历史上极可能有一支楚人在此活动并定居过；因此，楚人后裔而将此（枝城镇）名之丹阳，似乎也说得过去；否则，丹阳石碑的出土，以及枝城地区千百年来人们口耳相传此地为古丹阳所在、褔星山有楚庄王墓又作何解释？
对于丹阳悬案，我们只能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专家学者们对丹阳地望的考证进一步深入，最终使得这一长期在学术界争执不休的问题，获得一个清晰的、权威的与明确的定论。

秦初，行郡县制，在今安徽当涂东北一带置丹杨县，设治所于今小丹阳镇。《晋志》载：“丹杨以山多赤柳，故名。”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始皇帝东巡，废金陵邑，设秣陵县，又立江乘县、丹杨县，均属会稽郡。时丹杨县治所设于今江宁县小丹阳。汉高帝六年(前201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领9州，其中鄣郡分会稽郡而置。元封二年(前109年)改鄣郡为丹杨郡。郡治所移至今安徽宣城之宛陵县，隶属扬州。晋太康二年(281年)，分丹杨郡为宣城郡，丹杨郡移治建邺。南朝梁时，分丹杨郡另置南丹杨郡，隶属南徐州。丹杨郡治所设于建康(今南京)，辖建康、秣陵、同夏诸县；南丹杨郡治所设于江宁，辖江宁、丹杨诸县。陈天嘉五年(564年)，废南丹杨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又废丹杨郡和丹杨县建制，于石头城(今南京)置蒋州，治所设于今南京清凉山，辖江宁、句容等5县。唐天宝元年(742年)，丹杨郡移置润州(今镇江)，同时改曲阿县为丹杨(阳)县。此时，旧安徽丹杨县并入当涂县。时丹杨郡辖江宁、句容、丹杨(阳)等6县。乾元元年(758年)，丹杨郡复改名为润州，丹杨(阳)县名在今丹阳地沿用至今。　　

《旧唐书》卷四十载：“丹杨汉曲阿县，属会稽郡，又改名云阳，后复为曲阿。武德五年，于县置简州。八年，州废，县属润州。天宝元年，改丹杨县，取汉郡名。”今丹阳市的丹阳名缘起于秦初所置安徽当涂东北一带的丹杨县、秦始皇三十七年在今江宁小丹阳所置的丹杨县和汉元封二年由鄣郡所改的丹杨郡。晋太康二年，丹杨郡治移至建邺；唐天宝元年又改润州为丹杨郡，郡治移至京口，同时丹杨(阳)县名亦徙至今丹阳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改楚置云阳邑为云阳县。不久，秦史官占东南有“王气”，始皇遂发赭徒三千，凿云阳北冈，在县北18里处，截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并改云阳县为曲阿县。此事可见，丹阳这块地方是风水宝地，按“风水”理论其地应出皇帝。秦始皇凿北冈并改名曲阿后，认为“王气”已被破坏，而在500余年之后却出了三国吴大帝孙权，700年之后出了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而今世人认为是迷信说法，或者可能是巧合。清乾隆《丹阳县志》载：“以丹阳为古云阳，其取义不详，所自旧志引《十道志》言，云阳氏乃古之仙人，《遁甲开山图》以为云阳先生之墟，可以长往、可以隐处。又言，黄帝时，云阳先生养龙于此，为历代养龙处。”从这些记载可知，云阳名的来历是以云阳先生的传说而来。　　战国时期，楚国占有今丹阳地而命名为云阳。原先，江南广大地域，包括吴国、越国在内，在西周时都是楚国领地。春秋时期，吴国强大，将长江下游大江南北据为己有，甚至向西进攻到楚国的京都郢城。战国时期，楚威王东征灭越，尽占吴地，把今丹阳地命名为云阳邑。楚威王之所以将此地命名为云阳，据闻一多《东皇太一考》载，相传云阳是伏羲氏居地(一说是彭祖居地)，而荆楚又自以为是伏羲氏之后裔，以云阳命名其地，表明这里是楚国祖先所居之地，是楚国固有的美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