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唐改孝感的历史 “孝感”一词作为地名出现，是在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的事，在这之前的近500年内，上溯到刘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这里是被叫做孝昌县的。那么，公元924年距孟宗的卒年只有153年，距黄香的卒年有318年，距董永的卒年更远，有400年左右的历史。
近日有作者把五代后唐时代孝昌县改名为孝感县的历史写成一篇可读性较强的传奇故事，当然把历史写成传说固然很美，但其由孝昌县改名为孝感，其本身也应该有着传奇故事之外的来历。
如果说孝感的得名是在孝昌县名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孝昌的得名应该是与古江夏郡之孝昌地域里的多位孝子孝行有关的，不应只是和某一个孝子有关的。“孝昌”之寓意，很明显就是表明了“孝子昌盛”的意思，“昌”字的释义除了有：日光、明、佼好、庆……之外，更多的意思就是“昌盛”。我们知道，孝昌县原来属古安陆地，历史上称“鄳”。公元454年，刘宋朝的当政者宋孝武帝刘骏是在除掉自己的长兄刘邵后登位称帝的，他为了洗刷自己的杀兄之责，表明自己的行为是替父报仇，是一种“孝行”（因为他的长兄刘邵曾弑父称帝）；流传三位孝子的故事情况，便在安陆以东、大悟西南另置一县，起名孝昌。从公元454年新置孝昌县之县治距孟宗故里横不过十几里地的情况看，不能不认为统治者在起县名时更多地考虑了孟宗的因素，这在后来从孝昌县改名为孝感县的历史中更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因素。
众所周知，后唐庄宗李存勖之所以要把孝昌县的县名换掉，是因为其祖父的名字叫李国昌，孝昌县的“昌”字犯了其祖父的名讳，为避名讳，孝昌县换名是势所必然，那么，面临再一次更改县名时的孝亲因素，李存勖也不会不考虑此地孝子众多这一因素的。
“孝感”二字，最先是与孟宗直接发生着联系的。与孟宗出生稍后问世的《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楚国先贤传》一书云：“（孟）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早在晋代成书的《楚国先贤传》中，就为孟宗哭竹的故事点明了孟宗“至孝之所致感”的孝行所在。反观董永呢？虽然最早记载董永事迹的载体当数竣工于公元200年左右的武氏祠石刻画像，其次是曹植约作于公元222年的《灵芝篇》一诗，其后有晋代干宝的神怪小说《搜神记》和宋代李昉的《太平广记》，无论是从武梁祠石刻画像还是到《太平广记》，（曾传西汉刘向作《孝子图》里提到董永事，但无可考证）记载董永故事时均未提到过“孝感”二字。至于元代成书的《二十孝图说》中，固然有对董永的赞诗：“孝感动苍穹”，但同时也有对虞舜的“孝感动天心”的赞诗和对孟宗“孝感天地”的赞语，比较起来，对孟宗的赞语比对董永的赞诗更显得直白和明确，如果说董永的孝行是“感天”，那么孟宗的孝行则是“动地”（动地而竹笋生）二者各有所重，不可偏颇。这才组成了孝感孝子感天动地的完美孝行。况且，李存勖是公元924年即位的，《二十孝图说》一书是元代才问世的，不像《楚国先贤传》那样是李存勖在世之前，几乎与孟宗时间相隔不长问世的。所以，李存勖在改孝昌为孝感时，不能不考虑本地孝子孟宗的因素，此其一。
其二，孝昌县治自唐开元（721——741）年间移至澴水上游，故址在今孝昌县王店镇的黄城村附近，此地距孟宗的出生地直线距离约17公里，地缘较近确实便于李存勖更改县名时“就地取材”。
另外，从李存勖及其属下的官僚们的重门伐不重平民的禀性来看，他更改县名时对本地名人中有着显赫地位的孟宗不会不另眼相看。因为，李存勖即位时，对高官朱门是优待有加。即位之初，他即封“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而“豆卢革、卢程皆轻浅无他能。”但“上（指李存勖）以其衣冠之绪，霸府无僚，故用之。”由此可见一斑。至于董永，也许他在李存勖眼中只是个流寓孝感的平民，不是土生土长的人物，而且，董永孝亲事迹的前半部分“鹿车载父”是发生在山东省博兴董永的老家，与孝感无涉，而且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显然是不及孟宗位极人臣之显赫的。李存勖更改县名时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的。
时下“孝感因董永卖身葬父孝感动天而得名”之说，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传说和假设来看，倒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来看，则完全有失偏颇，应该说，李存勖于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改孝昌县名为孝感县，虽说与董永有一定关系，但更多地倒是与孟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