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原为晋王祠（唐叔虞祠），为纪念晋（汾）王及母后邑姜而兴建。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悬瓮山麓的晋水之滨，祠内有几十座古建筑，环境幽雅舒适，风景优美秀丽，极具汉族文化特色，素以雄伟的建筑群、高超的塑像艺术闻名于世。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园林、雕刻艺术中心。难老泉、侍女像、圣母像被誉为“晋祠三绝”。

2014年3月7日，李克强参加山西代表团审议谈到改善民生时，现场吟诵多年前在晋祠看到的对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

历史沿革

晋祠始建于北魏前，是为了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武王灭商之后分封诸侯，把次子叔虞封于唐，叔虞死后，其子夑继位，因有晋水，改唐为晋国。后人在悬瓮山麓、晋水源头建祠立设，以祭祀叔虞。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即今晋祠。晋祠历代均有修建和扩建。

南北朝天保年间（550-559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

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李世民游晋祠撰《晋祠之铭并序》碑文，又一次扩建。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依山枕建正殿，是供奉唐叔虞，至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其母邑姜亦供奉于正殿之中。熙宁年间（1068——1077年）封邑姜为“顕灵昭济圣母”，遂有圣母殿之称，后来唐叔虞祠堂迁于北侧，形成今日格局。

由来

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因为他的努力，所以是该地风调雨顺。

叔虞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其封地之内选择了这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祠堂供奉他，取名“唐叔虞祠”。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 后，因境内有晋水流淌，故将国号由“唐”改为“晋”，这也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如今的山西省太原市也因为在晋水之北，水之北谓阳，于是当时便叫“晋阳”。

“晋祠”并非“晋王祠”的简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领导人来晋王祠游玩。他游完一圈后说如今百姓当家做主，中国已无王侯，便把晋王祠中的“王”字去掉，改称晋祠。

建筑格局

游晋祠，可按中、北、南三部分进行。中，即中轴线，从大门入，自水镜台起，经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献殿、钟鼓楼、鱼沼飞梁到圣母殿。这是晋祠的主体，供奉的是唐叔虞的母亲，周武王的王后，周成王的母亲邑姜。建筑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北部从文昌宫起，有东岳祠、关帝庙、三清祠、唐叔祠、朝阳洞、待风轩、三台阁、读书台和吕祖阁。这一组建筑物大部随地势自然错综排列，以崇搂高阁取胜。南部从胜瀛楼起，有白鹤亭、三圣祠、真趣亭、难老泉亭、水母楼和公输子祠。这一组楼台计峙，泉流潺绕，颇具江南园林风韵。此外最南部还有十方奉圣禅寺，相传原为唐代开国大将尉迟恭的别墅。祠北浮屠院内有舍利生生塔一座，初建于隋开皇年间，宋代重修，清代乾隆年间重建，为七级八角形，高30余米，每层四面有门，饰以琉璃勾栏。登塔远眺，晋祠全景历历在目。

晋祠的选址和环境是非常讲究的。自古而今，大自然不单单是人类生活物质的源泉，也是人类心智交流的对象，是人们精神的象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此话赋予 自然比拟人化的道德属性，并使自然之美带上了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这种传统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晋祠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然本身就是人类最初祠祀的主要对象之一，除一般的地形、朝向、日照、防风、防洪、排水、交通等条件外，用山之峻峭，以壮其势；用水之波涛，以秀其姿，并进而增强其神秘气氛。故山神近山，水神近水，利用优势的自然条件，依山傍水，背风向阳，居高而筑，也就成了古代建筑的鲜明特色。

依山作势:高山犹如通天之路，能出风云，导雨水，润大地，长万物，育人类。所以人类与山有着自然的缘分。一方面是人对赖以生存的山林环境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人对高山深谷、洪水猛兽的畏惧，故人们视之为神灵。《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日神。”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言论中，也出现了吟颂山水，景仰山水，借山比君子之德，借水喻仁人之美的山水观念。

晋祠被选择了晋阳城西南的悬瓮山麓，背负悬山，面临汾水，依山就势，利用山坡之高下，分层设置，在山间高地上充分地向外借景，依地势的显露，山势的起伏，构成壮丽巍峨的景观。山坡上的建筑处于视觉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其整体趋势与山体内在的向上的趋势相呼应，获得了优美的天际廓线。

凭水添姿：在人类的生活中恐怕再没有比水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了。在古代，人们创造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并根据自己的喜好、想象来塑造其形象，利用人们对水的崇拜来增强其信仰，结合水的形态，运用波光倒影和水质水声、烘托意境，取得理想的效果。也许是由于水的纯洁、永恒、神圣的原始观念，无论东方或西方在宗教和纪念性建筑前，常设一方池水或一湾流水，来作为神俗之间的勾通。

晋祠是以泉渠水系构景的佳例。水母楼建于晋水源头“难老泉”之上，并附会“柳氏坐瓮”的美丽传说。泉水从其座下涌出，楼前一八角攒尖泉亭，再下用人字堰南北三七分流，水中不系事。中部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排列于主轴线上，后以欢喜岭上望川亭作为终止符。南部台骀庙、公输子祠、三圣祠、同乐亭，北部苗裔堂、朝阳洞、唐叔虞祠、关帝庙、东岳庙、文昌宫环周布置。这些建筑群或依山、或临水、自成小院，亭桥殿阁、水榭楼台穿插其间，渠水在建筑之间蜿蜒曲折，叮咚作响，与建筑交织在一起，沿渠组成一组组美丽的风景，给庄严肃穆的祠庙平添了几分灵气与动感。

因高借远：由于古人崇拜天而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高给人以接近天的神秘想象力，同时高也是表达雄伟形象的方法之一。在山川自然之中，祠宇因地制宜，“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峦之势。”依地形及景观的轮廊特征，巧为辅高设，将建筑对自然的适应与景观中优美的轮廊相统一，“因其高而愈高之，竖阁磊峰与峻坡之上；因其卑而愈卑之，穿塘凿井于下湿之区。”由于建筑手段在表达纪念性、象征性上，不像其它艺术手段那样可以具体描绘，所以往往用崇高、伟大等概念来表达，祠宇选择于高坡之上，以增强其崇高，便是这样的道理，从工程方面来讲，挖填的土方量也近于平衡，是最为经济的，而祠庙中又具备了深远丰富的层次，以至能近观咫尺于目下，远视千里于眼前。

晋祠一组祠祀建筑可谓把祭祀功能发挥到了极至，过会仙桥西行，为古莲花台，台为方形，四隅各铸一铁人护祠、镇水，以壮威仪。穿对越坊便是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组成的核心群体。

献殿、殿身三间，歇山顶、四周无墙，当心间前后辟门，其余各间，在坚厚的槛墙上安叉子，形如一座凉亭，灵巧而豪放。敬神时，燃一炷香，那五谷之气，便会使人置身于云雾漫漫，青烟缭绕的神秘氯围之中，从而使人的心灵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上达于天，天人妙合。

鱼沼飞梁在圣母殿与献殿之间，古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沼中多鱼，故曰：“鱼沼”；其上立架十字形桥，“架虚为桥，若飞也。”故曰：“飞梁”。东西桥面宽阔，为通往圣母殿的要道，而南北桥面，下斜如鸟之两翼，翩翩欲飞；边缀勾栏，凭栏赏景，益增诗情画意。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说：“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进而考其功能更似一四通之。

祭坛是民间的大事，故春旱求雨，必先择吉日，即壬辰一类属水的日子，然后在城东筑八尺见方的四通之坛，献生鱼八条，玄酒、脯肉一类以祭。在甲、乙日做一条八丈长的大青龙，置放中央，做七条四丈长的小青龙，面向东方，相隔八尺陈列车员。令儿童八人、田啬夫八人斋戒三日，青衣立于龙旁。仪式开始，鼓乐喧天，儿童与田啬疯狂起舞，然后由一近迷狂状态的伶牙俐齿的巫祝，口念祭词，手舞足啃以请雨……。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苍龙始终是我们民族文化一个至今不衰的母题。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卦辞到灵星祭雩祭，从默默无声的神秘卦象到震耳欲聋的祭礼鼓声，哪个不围绕这个母题？这母题具有神奇的生命力，它没有终止于汉代的祭祀，反而在民间稳固地生要发芽、开花结果，演成至今不衰的民俗文化形式、龙舞龙灯、龙戏珠……在当年雩祭的青龙舞，早已种下龙舞龙灯与大型龙舞的原型因子；那手舞足蹈的僮子就是后来的手执波珠的领舞者，那强悍的男啬夫就是后来的舞龙人。

水镜台规模壮观，台上东部为重檐歇山顶，演戏时用为后幕，台上西部为卷棚歇山顶，面向圣母殿，三面开敞，演戏时为前台，台下埋大瓮八口，为扩音之用。在民间无论哪种酬神还愿的祭祀活动，总少不了表演各类舞乐，以娱神兼娱人，历代皆然。由于古代人民生活困苦，终年辛劳，仅得一饱，闲暇有限，为了调剂生活，每每借祭祀的机会鼓舞欢庆。这种民间的迎神赛社的祭祀仪式，具有公开性、礼仪性和娱乐性的特征〈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天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为乐矣。”〈东京梦华录〉栽北宋汴京城外神保观神诞时的盛况：“廿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廿三日……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廿四日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宋元时期戏曲勃兴，为适应迎神赛社时的演出需要，在露台、乐亭的基础上分前场后幕，单面开敞的戏台。场地也由四周围观，进而形成有固定方向的戏场，并在各祠庙中普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