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东乔庄（现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德国留学

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乔冠华真可谓少年得志。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乔冠华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及其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过程看，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抱负和人生志向。据说乔冠华年少时曾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杜、乔”！这句话虽然言过其辞，但乔冠华自诩文章敢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比，足见他少年时代的豪气！其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性格于此也可见一斑。

回国革命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胸中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打消了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秋季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国内外局势大变动的时期里，乔冠华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一直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埋头于深奥的哲学研究，而是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

文革期间

文革后期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总理的批判。

其同在外交部任职的妻子章含之在回忆录《我与乔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也承认了当时的错误：“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几年后，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和乔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总理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纪登奎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悄悄地问张佐良一句：“怎么样？还好吧？”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据章含之说，19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冠华曾向总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

乔冠华是周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却是真刀真枪。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当年他在外交部亚洲司的同事们，多年后仍然坚持他们夫妇背叛周总理，“一点也不冤”“到了后期，她到处帮江青拉帮结派，这谁都知道”一位资深外交官说，由于乔冠华深受周恩来的培养与提携，且在乔冠华落难时周恩来力保其复职，所以“唯独这条最不可原谅”，乔、章夫妇更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有其妻子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乔冠华和他的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是给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同志策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过73年那次“批周”会议，不点名地说了章含之：

“...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帐？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录《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我回京后第二天，应邀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他对我说：“乔冠华太不像话，陷入四人帮的泥潭，已经没到了这里了，”他举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上面，接着说，“政治局要你回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过后，我去看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简单地介绍了打倒四人帮的过程。

对于乔冠华，人们并不缺乏了解。根据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的夫人）在她著的《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回忆，1974年冬天，她陪同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章文晋回国述职，向乔冠华部长汇报工作。乔冠华和章含之请他夫妇俩到家里坐。乔冠华对张颖谈起国内文革状况，重点是谈江青。乔冠华说江青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称赞重用。又说江青认为张颖很能干，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张颖去文化组负责工作。乔冠华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章含之则对章文晋说，江青对他有好感，很欣赏他。显然，乔冠华、章含之认为时机已到，直接抬出江青的旗帜，为江青收罗人才，拉帮结伙。这段回忆十分深刻鲜明地展示出乔冠华、章含之的心态。

我与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他的前妻龚澎同志是我在燕大的校友。龚澎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业务能力和政治思想都很强，是女干部中的杰出人才。在重庆时期，外事工作方面她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我对她一向敬重，可惜她在文革中过于紧张劳累，英年早逝。我在干校劳动时闻此噩耗，深为痛惜。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不思自省，反而怨天尤人...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四人帮”被捕后，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而这份“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且名列“副总理”。

乔冠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

文革后

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又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乔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希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