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沙家浜》家喻户晓，与之有关的人和事，散见于报刊的也不少。但有一个人物却未见提及，那就是1955年被国务院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刘飞。可以说，不是刘飞将军也许不会有《沙家浜》。 他曾在阳澄湖上领导过40多名伤病员，是《沙家浜》中郭建光的人物原型之一
   《沙家浜》一剧的素材，来源于1939年发生在苏南阳澄湖的故事。
那年9月下旬，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 ）击退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大规模进攻。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10月初“江抗”被迫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即东路地区）撤往扬中，而将40多名伤病员和10多名医护人员留在了阳澄湖。在伤病员中，伤势最重的是“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飞，敌人的一颗子弹头打进了他的肺部，虽经全力护理伤口没有恶化，但一咳嗽就吐血。因刘飞的职务最高，伤病员、医护人员自然都由他负责，他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领导重任。
“江抗”刚刚西撤，日伪军便严密封锁了阳澄湖及其周边村庄。面对严峻的形势，乡亲们自发地保护、供养新四军的伤病员。一发现日伪军进村，他们就马上把伤病员转移到小木般上，隐匿进阳澄湖的芦苇荡里；日伪军走后，他们又将伤病员接回，并在厨房、牛棚、猪圈、草堆里建起隐蔽的病房。尽管这样，还是有伤员遭到日伪军的捕杀，也有伤员因不停转移，缺少药物治疗，得不到很好休息，伤口感染导致败血症而牺牲。到10月底，伤病员只剩下《沙家浜》中所说的36名。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刘飞躺在门板上还在鼓励大家保持革命的乐观精神，战胜伤痛、战胜敌人。为了防范敌人的突袭，他把一些轻伤号组织起来担任警戒，并给阳澄湖一带的地方武装头领写信，晓以大义，消除他们的敌对行动。经过努力，刘飞又同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给伤病员们带来极大的鼓舞。 到10月底，除刘飞伤势仍不见好，其余伤病员的身体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有的已基本痊愈，不少人提出要回主力部队去。是让大家走还是把大家留下来？刘飞目睹当地群众对“江抗”的期盼之情，讲出了阳澄湖上生建“江抗”的想法。伤病员们都表示赞同，于是一份报告辗转送达新四军军部，上级同意了重建“江抗”的主张。
      11月初，原“江抗”三路政治部主任杨浩庐，前来向刘飞等人传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关于建立新“江抗”的指示，并商讨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事宜。大家公推刘飞出任司令员，但刘飞考虑到自己的伤势不能亲自带部队行动，提出只参与新“江抗”的创建，不担任领导职务，推荐病已痊愈的原“江抗”司令部参谋夏光出任司令员。11月6日，“江抗”东路司令部宣告成立，伤愈的1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司令部特务连，刘飞和警卫员何彭福的短枪便成了新“江抗”初期仅有的两枝打得响的枪。
新“江抗”组建后不久，在陈毅安排下，刘飞被转移到上海疗伤。3个月后，刘飞重返“江抗”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协助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工作。不久，刘飞又成为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淮海战役时的一个偶然机会，他无意中为《沙家浜》找到了第一作者
      新“江抗”不断发展壮大，几经改编，到淮海战役进的建制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这时刘飞已任第一纵队的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叶飞因病留济南就医后，部队由刘飞指挥参战。在淮海战役中，一纵创下了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册的辉煌战例，也正是这一战例为《沙家浜》的产生找到了第一作者。
淮海战役开始后，在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合力攻击下，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的左翼第六十三军，妄图经徐州地区的窑湾镇渡大运河西逃。华野总部电令一纵追击敌第六十三军，争取于窑湾将其歼灭。接到命令后，刘飞和纵队其他领导决定：为了争取时间，纵队不留预备队，各师自定一个团作预备队，从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迅速包围压缩敌第六十三军于窑湾，肃清外围；尔后，纵队对各师不再调整部署，即转入总攻击。纵队不留预备队、总攻时纵队不再调整部署，这是没有先例的，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造，被称为“急袭的战法”。
      1948年11月9日傍晚，一纵终于成功地将敌第六十三军围困于窑湾。敌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令所部在包围圈里南冲北撞一昼夜，没能打出一个突围的口子，只好求救。当黄百韬告知接应的邱清泉兵团于两天后赶到时，他绝望地说：“来不及了。”在一纵的总攻击下，陈章于12日拂晓丢下部队，率卫兵窜到运河边企图泅水逃跑，被我一纵部队击毙，随后该军1.37万人被全歼于窑湾。这次作战，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应用急袭战法，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歼灭敌人一个军的战例，华东野战军首长为此发出通令予以嘉奖。
      战斗刚结束，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就来采访刘飞。在硝烟渐逝的战场，刘飞对崔左夫说：“如果写作战指挥就不要提我刘飞，决心是大家下的，仗是部队打的，不能让我贪了大家的功劳。”崔左夫跟在后面边走边听，刘飞忽然停下脚步，指着前面一批正在打扫战场的官兵对他说：“我建议你好好写写二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阳澄湖的那段岁月真让人难忘啊！”说完，刘飞就快步向二师走去，丢下崔左夫站在那里发愣。刘飞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解释说：“我们刘司令员对二师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也是36个伤病员中的一个。由36个伤病员组成的新江抗发展成旅时，他当旅长，发展成师时，他当师长。他装着一肚子江抗的事，他就爱和人说这些事，你什么时候采访采访他吧！”
      当晚崔左夫就找到刘飞，采访“江抗”的事。听了刘飞的讲述，崔左夫激动不已，他向刘飞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江抗”36个伤病员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于是数年后，崔左夫志《沙家浜》的第一作者。
从《血染着的姓名》到《芦荡火种》，他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由于战事不断，崔左夫对“江抗”36个伤病员的事迹未能作进一步采访，建国后，崔左夫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没有放下这个素材。在刘飞的帮助下，他获取了“江抗”36个伤病员的名字以及其中大部分人的工作单位，并陆续对他们深入进行了采访……1957年，他终于以“江抗”36个伤病员的战斗生活为素材，饱含激情地写出了《血染着的姓名》。
       那年文化界正举办解放军建军30年征文活动，上海沪剧团正想寻机找到优秀征文改编成剧作公演，当该团副团长、崔左夫的老战友陈荣兰听说崔手头就有一篇好征文时，赶忙索要。读罢《血染着的姓名》，陈荣兰兴奋不已，又推荐给剧团编剧文牧。文牧看后也热血沸腾，埋头苦干了一个多月，将《血染着的姓名》改编成为剧本《碧水红旗》。
       此时的刘飞已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当陈荣兰和文牧得知刘飞就是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时，便将剧本拿来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当时虽然身患重病，仍认真听夫人朱一念完了剧本，提出了要进一步贴近生活的意见，并拿出由他口述、朱一和秘书高松整理的反映当年战斗生活的回忆录《火种》，交由陈、文二人参考。两人回去后，根据《火种》又对剧本作了认真修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刘飞对剧本十分满意，还亲自安排剧组到由“江抗”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部队体验生活……
        不久，《芦荡火种》在上海公演引起反响，1964年5月被选调到北京公演。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此剧，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当时江表想通过文艺进入政治舞台，借机立即组织人马将《芦荡火种》移植为京剧《沙家浜》。《沙家浜》以独特而又感人的故事、细腻的台词和唱功，一下轰动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