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用户们不是在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线阅读，相反，一种新‘阅读’方式的迹象已经出现：用户们在标题、内容页和摘要之间进行着一视同仁的‘海量浏览’，以求快速得到结果。这几乎可视为他们上网正是为了回避传统意义上的阅读。
互联网上文字无处不在，更别提手机短信风靡，因此我们比20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的阅读量要多得多，那时电视是我们的首选媒体。但这是一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其背后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许还有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塔夫茨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玛丽安妮·沃尔夫（Maryanne Wolf）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仅看我们读什么样的书，还要看我们怎么读书。”沃尔夫著有《普鲁斯特与鱿鱼：阅读思维的科学与故事》（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她担心，网络助长的这种将“效率”和“直接”置于一切之上的新阅读风格，或会削弱我们进行深入阅读的能力。几百年前的印刷术，催生了我们的这种能力，把阅读长且复杂的作品变成寻常之事。而上网阅读时，我们充其量只是一台“信息解码器”，而我们专注地进行深入阅读时所形成的那种理解文本的能力、那种丰富的精神联想，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掉了。
沃尔夫认为，阅读并非人类本能的技巧，不像说话那样铭刻于我们的基因。我们得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它学会如何将我们所看到的字符转换成我们所理解的语言。我们在学习和实践我们的阅读技能时所利用的媒介和技术对于塑造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电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验表明，像中文这样的表意文字的读者会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这样的字母文字读者的神经电路。这种差别延伸到大脑的许多区域，包括那些管辖如记忆、视觉和听觉刺激的解读等十分重要的认知功能的区域。我们同样可以预知，由网络运用所编织的神经网络也会不同于阅读印刷品所编织的神经网络。
1882 年，尼采买了台打字机，确切地说，是一个曼宁—汉森写作球。那时尼采的视力下降很厉害，盯着纸看的时间长了，就感到十分疲劳和痛苦，经常头疼欲裂，被迫减少写作，他担心不久之后就得完全放弃。但打字机救了他，至少有一段时间如此——他学会了盲打，只靠指尖闭着眼睛也能写作了，文字再次从其脑海流淌于纸上。
然而，新机器也对其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他的一个作曲家朋友为此写信给他，指出其写作风格的变化，说他原本已经够简洁的文风变得更为紧凑，更像电报。这位作曲家朋友注意到自己作曲时，音乐思维和语言常常取决于纸笔的特性，他在给尼采的信中写道：“也许新机器的运用还会让您写出新的习语。”
“您说得对，”尼采在回信中说，“我们的写作工具参与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德国媒体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认为，在打字机的影响下，尼采的文风“从论辩变成了格言，从思索变成了双关语，从华丽的言辞变成了电报式的风格”。
人类大脑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人们过去一直认为，我们的神经网状结构，我们头盖骨下那数以千亿记的神经元之间的那种紧密联系，在我们成年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不变了。但是脑科学家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乔治·曼森大学克拉斯洛高等研究院的院长神经科学教授詹姆斯·奥兹指出，成人的大脑仍“极具可塑性”。神经细胞通常打破旧有连接建立新的连接。他说：“大脑可以不断改造自己，改变其运转方式。”
在我们运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称的“智力技术”的时候，即那些扩展我们的思维能力而不是体力的工具，我们不可避免地开始呈现那些技术的特性。十四世纪开始大量使用的机械钟表就是一个明证。在其所著《技术与文明》一书中，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刘易斯·曼福德描绘了钟表是如何“把时间跟人类活动分离出来，帮助人们形成一种观念，即时间是一个由可以进行数学测量的序列构成的独立世界。”这种“抽象的可分割的时间框架”成为了人们“行动和思维的参照点”。
钟表规则有序的滴答运行帮助产生了有条理的思维和有条理的人。但是它也带走了某些东西。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已故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辰堡在其1976年的著作《计算机能力与人类判断力：从判断走向计算》中指出的那样，计时器的大规模使用所产生的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是旧有感知的一个更为贫乏的版本，因为它基于对直接经历的抛弃，而这些直接经历是形成旧有现实世界的基础，或者说就构成了原来的现实世界。”在决定何时吃饭，何时工作，何时睡觉，何时起床时，我们不再听从我们的感觉，而是开始服从于时钟。
我们适应这些智力技术的过程也在我们用来进行自我阐释的那些不断变化的隐喻中得到了体现。机械钟表发明后，人们开始认为他们的大脑是在“像钟表一样”运行，在今天这个软件时代，我们开始认为我们的大脑是在“像电脑一样”运转。但是，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些变化，远比这些隐喻所表现的要深刻得多。托我们大脑可塑性的福，在生物学层面上，这种适应也在发生。
互联网必将对于人类认知产生一些独特的深远影响。在其193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证明，电子计算机——尽管当时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将能够被编程来发挥任何信息处理装置能够起到的作用。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互联网这个难以估量的强大计算系统，正在涵盖我们绝大多数的智力技术。它正成为我们的钟表和地图，我们的印刷厂和打字机，我们的计算器和电话，还有我们的收音机和电视机。
每当网络吸纳一种媒体，这种媒体就被按照网络的形象重塑。网络在这种媒体的内容中注入大量的超链接、令人生厌的广告以及其他数字化噱头，用它所吸纳的所有其他媒体的内容来包围这个媒体的内容。比如，在我们浏览一家报社网站的最新头条的时候，会有声音响起，提示你收到了新的电子邮件。其结果是我们的注意力被分散。
网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电脑屏幕的界限。当人们的思维方式适应了互联网媒体百纳被式的呈现方式后，传统媒体也会做出改变，以迎合读者或观众的新期望。电视节目加入了滚动字幕和不断跳出的小广告，报刊则缩短其文章的长度，引入一小块一小块的摘要，在版面上堆砌各种易于浏览的零碎信息。今年3月，《纽约时报》便决定将其第2和第3版改为内容精粹。其版面主管汤姆·博金解释说这些“捷径”可以使忙碌的读者可以快速“品尝”当天的新闻，免去他们“不那么高效”地翻阅版面阅读文章的麻烦。旧媒体别无选择，只有按照新媒体的规则来办。
没有哪种沟通系统能像今天的互联网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如此众多的作用，或者说对我们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在所有这些关于网络的著述中，很少有人思考互联网究竟是如何在对我们进行重新编程。网络的知识伦理仍然模糊不清。
就在尼采开始使用打字机的几乎同时，一个叫做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认真的年轻人带着一块秒表来到了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厂，开始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验，旨在提高钢厂机械工人的工作效率。在征得米德维尔钢厂老板的同意后，他招募了工厂的一批工人，让他们在各种工作台上工作，记录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以及耗费的时间，还有机器的运行情况。他随后把每一个工作分解成为一系列的微小步骤，并且测试完成各个步骤的不同方式。由此，泰勒给每个工人制定了精确的工作指南，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算法”。米德维尔的雇员对这种严苛的新体制颇多抱怨，认为这把他们变得跟机器人并无二致，但是工厂的生产力大幅攀升。
这样，在蒸汽机发明一百多年后，工业革命终于迎来了它的哲学理念和哲学家。泰勒的严格工业步骤，或者“机制”——他自己喜欢这么叫——在全国范围内为工厂主们所欣然采纳，并及时推广至全世界。为了追求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最大产量，工厂主们采用时间—动作研究来组织生产、配置工人。正如泰勒在其1911年那篇广为称道的论文《科学管理之原理》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为每一件工作找出并采用“最好的方法”，从而“以科学来逐渐取代机械行业中的那些基于经验的实用方法”。泰勒向其追随者保证，一旦其机制运用于所有手工劳作，将不仅导致产业的重构，还会导致社会的重构，创造出一个完美效率的理想之国。他宣称：“过去人是第一位的，今后机制将是第一位的。”
今天，泰勒的机制仍然在大量使用，它仍是工业生产的伦理。现在，托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工程师们对于我们智力生活所拥有的巨大本领的福，泰勒的伦理开始主宰我们的大脑领域。互联网就是设计用来进行信息的高效自动收集、传播和操控的机器。其庞大的程序员队伍致力于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最好的算法——来实施我们称之为“知识工作”的每一个脑力活动。
位于加利福尼亚山景地区的谷歌总部，就是互联网的最高教堂，在其围墙之内所奉行的宗教就是泰勒主义。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该公司是“一家围绕测量科学建立起来的公司”，致力于“将一切系统化”。据《哈佛商业评论》报道，谷歌利用从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网站收集来的数以兆兆（TB）字节的海量行为数据，每天进行数以千计的实验，并将结果用来深化和完善其算法，这些算法越来越控制着人们如何找到信息并从中抽取感兴趣的内容。泰勒所运用于体力劳动的那一套，谷歌正在运用于脑力劳动。
谷歌还宣布，其使命是“将全世界的信息组织起来，使之随处可得，随处可用。”它试图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即谷歌所说的能够“准确领会你的意图，并精确地回馈给你所要的东西”的搜索引擎。按照谷歌的观点，信息是一种商品，一种可以以工业效率来进行挖掘和处理的实用资源。我们能接触到的信息越多，提取其精髓越快，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越高产的思想家。问题是，它会使我们越变越蠢吗？
它最终会走向何处呢？舍奇·布林和拉里·佩奇这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当初是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创立了谷歌。他们多次谈到想把他们的搜索引擎变成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像HAL那样的机器，可以直接连接到大脑。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佩奇说道：“最终的搜索引擎是像人一样聪明的东西，或者比人更聪明。对于我们来说，进行搜索的研究就是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的一种方式。” 2004年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布林说：“如果全世界的信息都连在你大脑，或者一个比你大脑更聪明的人工脑上面，那你的境况就会非常好。”去年，在一次科学家大会上，佩奇说谷歌是“真的试图构建人工智能，并且大规模地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