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卓凡(1898年～1976年)原名万安，出生于樟林塘西，原所住厝屋是向塘西陈济兴号租典的，土名济兴后包，在1941年日本军侵占樟林时被烧掉了。童年时在广智小学读书，毕业后到潮州金中(四年制)读书，读到第二年时家庭经济开始有困难，后得到堂兄陈永昌资助，才得以继续深造。

1919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到日本，中国留学生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爆发，陈卓凡与爱国的中国留日学生一起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去。5月7日是日本逼我国承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国耻纪念日。他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游行，遭到日本警察的野蛮镇压，彭湃等29人受伤，陈卓凡等39人被拘禁。经我留日学生的交涉，几天后才被释放。在东京期间，他与彭湃、李春涛等人组织“赤心社”，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斗争。1924年毕业回国后，任海丰中学教导主任，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翌年随东征军到汕头，受周恩来委派，任揭阳县长。 1926年冬，任漳州各属政治监察员，积极推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展反封建运动，处决贪官，深得人心。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右派通缉，避居香港陈永昌商号。同年秋，黄琪翔率领国民党第四军回广州。经江董琴介绍，陈卓凡到肇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工作人员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不少人秘密参加了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师政治部被解散。 1928年参加了邓演达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任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1928年春，陈卓凡来到上海，组织了一家南强书局。南强书局虽然开设不久，规模较小，但颇受上海出版界注意。因为书局出版的都是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 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后，陈卓凡任龙溪县县长。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率领闽南部分人民武装，进入闽南山区，坚持反蒋运动。 1938年初，回到汕头，前往普宁担任广东省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副主任，公开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主任委员翁照垣的支持下，依靠共产党员吴华胥和许美勋等左派力量，5月在普宁洪阳创办梅岗自卫团干部训练所和普宁洪阳妇女干部训练所，培养大批抗日武装骨干，支持进步力量。同年12月，他任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主持抗日政治宣传工作。 1939年3月被调到湖北前线任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政治特派员。 1942年夏，调到衡阳任粤汉铁路特别党部书记长。 1944年2月，调到丰顺汤坑任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专员公署的任务是督察所属各县施政。他到任后常到各县视察。这时正值潮汕久旱成灾时，加之军、中统特务组织和防军一八六师武装押运粮食、钨矿走私资敌。他严缉走私粮食、钨矿资敌，惩办所属各县汉奸、恶霸、贪官污吏，并毫无畏惧地同军、中统特务组织的杀敌队和一八六师展开斗争。制裁了两个走私资敌、劫掠人民的大汉奸：一个是汤坑恶霸、绰号“三脚虎”名东;一个是一八六师便衣陈潮。同时他积极派人到江西运来粮食救济潮汕灾民，群众深受感激。

1946年冬，受中共香港分局委托，在潮汕做策反工作，并掩护过中共游击队，营救共产党员。1948年，在港发动潮属商人认购公债，支持香港分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积极参加人民政权建设和从事统战工作，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1955-1957)、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遗著有《我所知道的邓演达》、《黄琪翔传略》和《潮汕抽纱业史略》及与杨逸棠合编的《邓演达先生言论集》等

抗战胜利后，他携眷回到家乡樟林塘西。1946年初，倡议在家乡樟林筹办私立苏北中学，得到各方人士的鼎力支持，成立了苏北中学校董会，被推选为董事长。他聘请王鼎新为第一任校长，着手筹备建校工作。并派陈汉英、郑振汉、张修文等往南洋各地筹集办学资金。经半年筹备，昔日的旧庙、旧祠堂变成一所宁静、清洁、美观的学校，同年九月第一届四班学生便开始上课。

乡期间，他还积极筹集资金，建设樟东路，并在樟东路建设乡亭，民国卅五年亲笔书写“樟林乡塘西社”乡亭名字，这个乡亭虽已拆除，但那块碑刻至今保存完好。看到家乡落后的卫生状况，他积极倡导拆除旧厕，建设环境卫生的公厕若干座，使得村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据陈国梁、卢明《樟林社会概况调查》(中山大学出版部1937年铅印本)第六部分“卫生状况”称，樟林的厕所是用一些石子和泥灰砌成，屎坑很深，约有一丈多，终年储满屎尿，兼之附近人家常把死畜和各种废弃物倒进坑中，于是厕所成为垃圾桶，那种污秽，脏臭的不合卫生情形，达到极点。此外，他还对古新街进行平整后，规划建设市亭一个;充实扩大了樟东路崇心善堂的诊疗所，给乡邻群众免费问医取药;发动家乡群众兴修水利，解决农田的排灌问题。